數據
自2004年起，中國移動開始參與“村村通電話”工程（簡稱“村通工程”），並承擔任務過半，比例約為54%。截至2010年年底，中國移動已經累計為8.9萬個偏遠村莊新開通移動電話，幫助我國行政村通電話比率提高了約8個百分點，達到100%；自然村通電話比率提高了2個百分點，達到94%以上。西藏自治區尼瑪縣央龍曲帕村是我國最後一個通電話的行政村，該村位於高原大山之中，平均海拔在4700米，常年風雪彌漫，全村隻有7戶人家，32個村民，“以前與外界聯係主要靠寫信或傳話。遇到大雪封路，村民隻有接力式騎馬傳遞消息到幾十千米外的鄉政府，請求支援。2010年年底，西藏移動公司的員工靠人背馬馱、肩扛手提，將基站安裝材料運到施工現場，在央龍曲帕村建起了基站，讓村民們徹底告別了騎馬傳話的年代。[3]
手機讓犯罪更容易還是破案更容易？
利用手機犯罪有很多新的形態，深圳有幾個天才的年輕人，編了一個病毒軟件，通過免費應用下載的誘餌，植入幾千萬個消費者的手機裏麵去，消費者根本不知道。他們每個月從每個手機用戶的話費裏，偷偷扣一毛錢、兩毛錢，消費者也察覺不到，但是發展用戶規模大以後，這些年輕人一年就從幾千萬用戶身上扣了4億元人民幣，當中除掉各種成本，淨賺四五千萬元人民幣。目前此案正在審理中。
數據
360發布的《2013年上半年手機安全狀況報告》顯示，手機惡意扣費是僅次於手機資費耗損和隱私竊取的第三大惡意行為，新增樣本量超過2.5萬款，感染人次近500萬。
手機惡意扣費是一種新的犯罪形態，還有基於手機的短信詐騙、金融詐騙，所以我們不禁要問，手機使抓捕犯罪分子更容易了，還是壞人利用手機去犯罪比以前更容易了？這又是一對矛盾。
重慶市公安局曾經偵破過兩個全國知名的大案，其中一個是抓獲了搶劫殺人犯張君。在偵破張君的案件時，手機讓張暴露了行蹤，通過張君的情婦楊明燕，公安人員獲知張君的手機sim卡號，繼而偵查到張君的手機imei號（每個手機自帶的編碼，相當於手機的身份證），雖然他的手機sim卡換了，但他的手機隻要繼續使用，公安人員仍然能夠對其進行監聽，他讓一名女子把一包東西送到“上次下雨的地方”，公安人員通過手機破獲其行蹤，最終將張君擒獲。張君被擒後說：“如今的信息手段發達了，我最終栽在手機上。”
另一個是著名的“爆頭哥”周克強的案件，在南京殺人搶銀行，在長沙殺人搶銀行，每天蹲在銀行門口，看誰取了現金出來，上去一槍打死，拿著錢跑，長期抓不到這個人，後來在重慶被抓，也是因為女人和手機，在洗頭房裏，他認識一個姓張的洗頭妹，最後產生感情。以前他很聰明，害怕暴露行蹤，從來不用手機，這回因為愛情他開始使用手機，而他和其女友張貴英通話被警方監控，最後暴露了行蹤，公安人員通過通信數據的分析，精準定位，最後把這個凶惡的罪犯當場擊斃。
2011年6月8日，河南省副省長買凶殺害妻子陳俊紅案發。河南省副省長呂德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被控犯殺人罪的最高級別官員。而案件的破獲都源於呂德彬的下屬尚玉和通過手機與作案者的聯係，尚玉和用手機短信向呂德彬報功說：“事已辦妥。”陳俊紅曾接到河南新鄉市副市長尚玉和的電話，而嫌凶在殺害陳俊紅之後，也曾用手機與尚玉和聯係。案發第三天，作案人尚玉和被警方控製。就是這一連串的通話行為記錄讓呂德彬最終暴露。[4]
可以這樣說，百分之六七十的大案要案之所以能偵破，都是跟手機的移動數據分析、位置服務的定位相關的。隻要手機沒有關機，即使把卡都拔出來扔了，現代科學技術照樣能定位你。但是反過來，犯罪分子也可以通過手機微博、微信來竊取普通人的個人隱私，形成詐騙的係列犯罪行為。所以還是要告訴大家，ip的應用跟電信運營商的應用相比更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