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劉慶邦 農民 走出鄉土
摘 要： 縱觀劉慶邦作品，礦工和打工者都是在鄉村城鎮化的時代趨勢下走出鄉村的農民，對他們走出鄉土後的艱難掙紮和對其棄農進城的合理性的思索成為同樣有著由鄉入城經曆的劉慶邦的小說的主要關注點。
鄉村城市化趨勢打破了農耕文明的長久統治地位，同時農民自古就有著對城市文明的向往。出於一個作家的敏感和責任，劉慶邦不會對當代農民工大潮視而不見。他既把這種趨勢看作農民告別貧困鄉土找尋理想生活的方式，同時農民們在鄉村外的痛苦掙紮又讓他對其處境有著深深的憂慮。也許與劉慶邦自身人生經曆有關、也許與他的家鄉地理位置有關（鄰近煤礦），在他筆下煤礦和城市均成為農民走出鄉村的選擇。而無論是當上礦工還是成為城市打工者，這些農民們身處鄉村外的艱難是相似的。
一、走窯漢的艱難抗爭
煤礦在劉慶邦筆下已不純然是一個地域概念，更是一個異於鄉村傳統文化的符號。它雖地處城市邊緣甚至偏遠山區，但其本身的工業化氣息、城鎮化的生活方式及煤礦工人具有的“非農業”的身份使它對於鄉村人來說與城市一樣地有吸引力，可以說“礦工也是中國農民的另一種命運形態”｛1｝。而煤礦繁重的體力勞動、高危工作環境把追尋經濟收入和新式生活的農民置於與生命、與生活的抗爭之中。
首先他們必須麵對的是與大自然的抗爭。“礦工與大自然的抗爭是最直接的、最殘酷的。”｛2｝這就使礦工們每一次下井作業都成為了一次生與死的搏鬥。“今天晚上把鞋脫在井上，不知明天還能不能穿。”｛2｝這既是對采煤工作危險性的概括，更是對礦工們生命安全無保證的寫照。無論是《別讓我再哭了》中被冒頂砸死的鄭師傅、《走進琥珀》中因被冒頂石頭壓住而隻有等死的“他”，還是《家屬房》中的老嫖都是與自然抗爭的犧牲者。劉慶邦在作品中一方麵將礦難看為是自然災害般的不可避免，而同時更多的將矛頭指向煤礦管理者對礦工生命的忽視即人為因素。《神木》中小煤窯巷道裏沒有任何照明設備，更談不上通風排水設備；《紅煤》中宋長玉雖早已得到有透水危險的警告，但並未引起他的重視，致使十七名礦工遇難……小窯主們對暴利的牟取、對礦工生命的忽略使他們漠視煤窯的安全隱患，而由此導致礦難頻發。
農民礦工都是懷著美好的憧憬和希望走進煤礦的，其肩上既挑著工作又挑著家庭的責任，一旦遇難，家庭將立刻陷入生活無著之中。在生活問題的壓迫下，接替父輩成為礦工子女的首選之路。《踩高蹺》中生父死於透水事故的喬明泉“一提下井他就害怕”，可出於對家庭和愛情的責任感，他主動要求去下井，這就引出一條類似悖論的鏈條：農民們都為求生而出發，可最終麵對的生命要麼是不可保要麼是丟失，一旦遇難，無情的生活又迫使其子輩們無奈地選擇走上同一條路——成為“把命係在麻繩上的人們”｛3｝，與自然抗爭、與生命抗爭，這種求生而不能的悖論式循環使作家對農民的走出提出疑問。
其次，農民礦工們在地層之上與生活進行抗爭時又有著欲守本分而不能的尷尬。在這點上劉慶邦主要以礦工的性愛生活為著眼點來表現。“掘進工不談妻，巷道壓得低；采煤工不談妻，幹活沒有力”｛2｝；女人和性在地層深處成為工人緩解工作強度重壓、死亡意識威脅的緩衝劑。而這種心理一旦超過一定限度，就有可能形成違背常理之事。《青春期》中的楊子明實在禁不住本能欲望的撩撥，而衝向下窯幹活的女子掘進隊隊長；《拉倒》中的大蘋果在不堪折磨中偷偷爬到室友老婆的床上……這是一種自然人性無法得到正常釋放而導致的行為，對於本性淳樸、純潔的農民來說無疑是一種人性的墮落，可一旦被有所圖者利用帶來的將是更大的精神折磨和徹底的人性遺失。
二、城市打工者的困惑
身份的限製、繁華都市的多種誘惑、自身文化知識的缺乏等使城市打工者的尋夢之旅異常艱辛。同為走出鄉村的劉慶邦對此有著切身體會，“這些深切的人生體驗和生命感悟，使我對千百萬進城務工的農村青年有著感同身受貼心貼肺般的理解。”｛4｝
身份不被認可的尷尬。農民帶著對現代文明的向往離開世居的鄉土，時代雖為他們提供了實現心願的途徑，但走向高處的他們卻並未享受到高處的幸福生活。農民身份及知識能力的限製使他們在城市中依然是體力勞動者，工作性質及收入的有限又決定了他們在衣著打扮、居住條件、生活水平上都無法與城裏人相比，“他們雖然是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之中，但在製度上他們不是城市社會的一員”｛5｝。《紅煤》中宋長玉在成為小窯主發達後，在城裏買房、購買城市戶口、穿名牌、找情人，享受城裏人所享受的一切，然而正如他對唐麗華所說“在你麵前，我還是一個農民”。這種不被城市接受的無奈是宋長玉的奮力拚搏的尷尬，也是無數渴望走進城市的農民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