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貫奉行現實主義的英國並未就範，隻同意禁運軍火，並未認可美國盟友的石油禁運要求。直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美英兩國才通過多次談判達成合作意向——如果法國、比利時、荷蘭政府同步合作，英國將對中國、朝鮮及澳門地區實行1A類物資出口許可證製度，避免與中、朝兩國簽訂超過正常民用所需的石油製品長期供貨合同。
日本作為美國托管地，在對華貿易問題上顯然要溫順得多。1950年1月，日本陸軍部發布命令，禁止國內企業向中國及北朝鮮出口1A類物資，1B類的出口也要向華盛頓報告，且隻能用於正常商業用途，既不能用於軍事目的，也不得轉口輸出到其他共產主義國家。
美國有限度的石油禁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遲滯了中國重建國防與工交係統的進程，但並未打消新中國領導人的現代化雄心。後者不但利用美國貿易管製的缺口，設法從西方和日本進口民用石油製品，而且向蘇聯進口了大量石油探采機械，擴大了原油和成品油進口規模。後者出於對衝西方在華利益的考量，也隻能滿足新中國建國初期的能源需求。
朝鮮戰爭的爆發，完全打破了美國期望借助貿易管製塑造中國外交路線的夢想。中蘇事實上的戰略結盟，使美國政府不得不下令對華采取全麵而嚴格的石油禁運。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前的20年內，兩國石油貿易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
1950年6月29日，美國國務院要求國內石油公司暫停向中國港口運輸石油產品，停止與中國的石油代理商討論擴大航運規模的問題，商務部也隨後撤銷了已經批準的對華出口石油的“特種許可證”。在美國把持的巴黎統籌委員會會議上，美、英兩國提出把包括原油、柴油、汽油、潤滑油、燃料油在內的一切石油製品列入與美國1A類貨單基本一致的I號國際貨單。與此同時，美國又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實施對中國禁運的決議》，禁止原子能材料、石油等戰略能源及相關設備等1700多種商品輸入中國。華盛頓希望借助這一措施削弱中國在朝鮮戰場的後勤供應，逼迫北京知難而退，甚至窒息中國經濟活力，促成中共政權的瓦解。
但是，美國顯然低估了中國龐大的國土和政治體製所蘊含的潛力。盡管美國對華全麵石油禁運政策給中國造成了巨大損失，而且嚴重影響了國內經濟恢複與鞏固政權的進程，但卻催生了中國決策層“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經濟發展戰略。北京一方麵推行經濟計劃與管製政策，深入挖掘能源生產的潛力，同時加大中蘇貿易規模，緩解國內的能源緊張。據統計，朝鮮戰爭期間，中國從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進口的石油，占到進口石油總量的九成以上。美國的石油禁運最終“種豆得瓜”，反而使中蘇兩國結成了更為牢固的利益共同體。
朝鮮戰爭之後，蔓延在美國的冷戰氛圍和敵視中國的公眾輿論，使得美國對華石油禁運政策得以延續。直至1970年代初期國際政治版圖發生重大改變，中美雙方尋求關係正常化，貿易對抗的局麵才得以轉圜和終結。
從1950年代末開始，蘇聯出於冷戰目的和國家私利而對中國的戰略控製，逐漸使秉持民族獨立理念的中國領導人感到厭倦和反感。中國期望自主開發石油等戰略能源，以擺脫國民經濟對蘇聯的高度依賴。1960年代末的大慶油田開采和中蘇珍寶島之戰，從正反兩方麵加速了中國與蘇聯能源貿易鏈條的斷裂。中國在保持自主性開發石油的同時，必須尋找新的油源。在同一時期，美國不但在冷戰中趨於守勢，需要借重中國對衝蘇聯壓力，而且也必須擴大對華貿易，以緩解越南戰爭和西歐、日本崛起對其國際競爭優勢的折損。中美雙方的能源貿易僵局由此開始鬆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