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代的中美石油貿易
史話·檔案與時局
作者：王守謙 徐傑
中國從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進口的石油，占到進口石油總量的九成以上。美國的石油禁運最終“種豆得瓜”，反而使中蘇兩國結成了更為牢固的利益共同體。
作為工業化時代的重要能源，石油對於國際政治版圖的影響力幾乎是決定性的。無論是美蘇等超級大國，還是產油國組成的國家集團，都把石油作為外交博弈的重要手段。在冷戰時代，美國不但曾借助石油禁運威懾和打擊中國，也通過這一手段的寬嚴相濟離間中蘇同盟。從國共內戰後期到蘇聯解體，石油一直在中美兩國的政治角鬥場上扮演著“黑哨”的角色。
曆史學者金衝及曾把1947年稱為國共關係史上的“轉折年代”，不但是因為內戰雙方的攻守之勢在這一年發生了根本性逆轉，也與美國基於對遠東政治版圖的評估而對中國戰略進行戰術性調整有關。由於直接參戰有可能使自己陷入中國“泥沼”，美國主要是借助包括石油政策在內的經濟手段“矯正”中共外交方向的。
1949年1月1日，坐困愁城的蔣介石命令侍從室發表元旦文告，宣布“下野”。而在同一天，毛澤東則在西柏坡的窯洞裏草擬著解放戰爭的最後動員令。對內戰局勢洞若觀火的美國決策者深恐蘇聯掌握戰後中國的方向盤，立即開始了一係列的戰略評估和對策籌劃。設法以經濟手段在中蘇之間築牆打援，成為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基點。
1月11日，涵蓋外交、情報和軍方等強力部門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向美國總統提交了題為《美國對華政策》的秘密報告。這份報告認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獨立自主心態使其不會甘心受蘇聯操控，雖然“蘇聯將會通過中國向東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發起政治攻勢，但由於民族主義的力量，莫斯科控製中國會相當艱巨”，即便“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會加強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政治攻勢”，美國利益也不會遭到“災難性的影響”。國家安全委員會建議美國總統“應逐步減少和停止對蔣介石的援助”，同時采取措施，“繼續同中國保持一般的經濟關係，作為加深中蘇矛盾的利器，避免出現一個獨立的中共政權，並以美國國家安全作為對華政策的第一要務”。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所謂的“措施”，是情報機構對中國建國初期麵臨的狀況詳細評估和分析後的結果。它認為，中共建國後百廢待興，尤其需要進口石油以重建工業和交通體係。情報偵搜的結果顯示，“共產黨需要進口的主要物資是石油、動力設備等，煉油、汽油、潤滑油和其他無可替代的石油產品必須進口。包括航空燃油在內，中國每年需要1500萬至2000萬桶石油，任何一種物資的嚴重不足都會嚴重地影響到經濟的恢複。美國是石油、某些設備和汽車的主要生產地，中國的進口必須依賴美國。”
為了阻止中國與蘇聯建立緊密的外交與經濟聯係，同時又不至於激怒中國未來的領導人，美國小心翼翼地拿捏著政策分寸，對中國采取了有節製的選擇性貿易禁運。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41號文件顯示，華盛頓擔心新中國成立後的工業化進程會對美國造成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壓力，準備嚴格管製對華能源出口，但管製程度應寬於美蘇貿易，主要通過控製國內石油公司對華出口數量及出口石油的終級用途，來弱化新中國的國防和工交係統的現代化程度。據統計，在NSC41號文件通過之後的1949年度，美國對華出口的石油製品如汽油、柴油及其他燃料油、煤油、工業潤滑油分別減少了94%、93%、99%、93%，從1950年1月起，商業部甚至停止發放大多數精煉油的出口許可證。
鑒於他國有可能基於國家私利而破壞“矯正”中共外交政策的戰略計劃，美國敦促和逼迫英、日等國對其石油禁運政策進行配合。華盛頓要求倫敦嚴格限製其對香港的出口，對中國實行R程序貿易審核，即實行出口許可證製度，把軍火裝備及與戰爭潛力直接有關的物資歸類為1A，戰略重要性稍次的物資則歸為1B，前者嚴格禁運，後者則有所管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