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女性散文論略
本月主打 綠城女作家散文小輯
作者：古耜
以性別意識為根本特征的中國女性散文，於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異軍突起，蔚為大觀，是新時期文學的重要收獲。進入新世紀以來，女性散文以不斷湧現的流光溢彩的作家與作品，繼續保持著生動繁茂的態勢，而其整體的審美色調和藝術追求，則在主客觀合力的作用下，發生了昭然嬗遞與明顯變化。這種嬗遞與變化不僅折映出當下文學女性意識的發展和進步，而且使整個女性散文寫作，實現了自覺的揚棄與可喜的超越。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的崛起，固然積澱和賡續了五四以降幾代女性作家的大膽探索和不懈努力，但作為一種現象的形成和一個高潮的降臨，它更直接的契機和更有力的支撐，卻分明是西方一九六口年代再度高漲的女權主義運動和女性主義文學潮流，以及中華民族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曆史選擇。如此背景下的女幽敦文，自然難免帶有舶來的女權主義理念的影子，或者說無形中打上了積鬱已久，終得噴發的女性本位的印記，諸如猛烈批判男權中心主義和性別歧視，大力弘揚女性意識，熱情呼喚女性尊嚴，急切重塑女女性形象等。於是，葉夢的《羞女山》、《今夜，我是你的新娘》，王英琦的《女性的天空是高遠的》、《人生何處不美麗》，韓小蕙的《女人不會哭》、《不喜歡做女人》，斯妤的《也是歎息》，匡文立的《曆史與女人》，唐敏的《女孩子的花》，蘇葉的《寫給自己》，張愛華的《關於愛情：往錯了說》等作品，構成了一道奇崛而亮麗的藝術風景線，至今讓我們頻頻回首，品味再三。
也許是因為移植的營養總會變異，而強勁的反撥終有消歇，新世紀以來的女性散文，雖然依舊堅定地守護著女性的身份與視角，但卻逐漸放棄了先前曾有的尖銳的性別對峙，而代之以女性世界的深入自省、清醒探求和積極拓展，就中發掘女性自立於社會的深層奧秘，以及兩性之間互依互補的對話關係，從而開辟了自身創作的新局麵。在這方麵，首先值得大家關注的是江西女作家安然。她在並不高產但卻出色的創作中，透過自己和家族中幾代女性的生活境遇，執拗而虔誠地詢問著一個堪稱新鮮的問題：女人為什麼沒有家？怎樣才能化解女性的鄉愁？對此，作家盡管沒有留下理性的答案，但她提供的藝術形象卻足以告知有心的讀者：女性“無家”的悲劇，說到底是社會私有製和人身物品化的產物，因此，女性的“回家”不是簡單的挑戰男權，而是更有待於艱難而漫長的社會改良和人類進步。另一位江西女作家姚雪雪，同樣以幽邃而別致的女性勘察引人矚目。出自其筆下的《放射科》、《產房》、《洗澡堂》、《值班室》等文，用成年人的目光反觀童年記憶裏的女性隱秘，那一個個陌生而微妙的小場景和小事件，成功地折射出女性心理的成長史與社會史。張立勤也是一位善於把女性意識引向深入的作家。她推出的《早晨好》、《酒吧：就是讓我想來》、《沙發沙發，大巴大巴》、《別來看我，別愛我》等一係列近作，抓住若幹帶有時尚感的細節和情境，展開高度個性化的生命和心理言說，從而充分揭示了知識女性麵對商業語境和現代生存的困惑、焦慮與執著。談到新世紀女性散文的沿革與深化，周曉楓和陳染是無法回避也回避不了的存在，而她們具體的藝術路徑仿佛又構成了某種背反。其中前者是由“外”向“內”，即調動奇異新穎甚至不乏顛覆意味的經驗、想象與手法，整合為銳利的創新力量，直抵女性界域的混沌乃至隱秘地帶，就中浮現那些被遮蔽或被忽視了的價值和意義；而後者則是由“人”而“出”，即毅然告別那種頗具封閉傾向和自戀色彩的“小我”沉吟，重返知識女性的公共空間，在每見憂患的講述中，敞開女性特有的靈魂風度與人文情懷。此外，鐵凝、遲子建、裘山山、李蘭妮、翟永明、馬莉、習習、格致的一些作品，也以各自不同的追求和特點，推動著新世紀女性散文的柳暗花明，別生新境。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為數頗多的女性散文家都無意從性別的角度標舉自己，有的甚至公開申明自己絕非女性主義者。不過從實際創作的層麵考察，她們筆下的女性特征畢竟顯而易見，這集中表現為：對生命體驗的依賴，對日常生活的熱心，對女性命運的關注，以及滲透其中的女性思維與評價，還有由此導致的藝術表現的種種優勢和劣勢。從這一意義講，她們仍然是女性散文的有機構成和基本力量。然而，當曆史進入新世紀，一種新的情況浮出水麵，這就是：一批原本就不看重、不承認或不甘於性別差異的女性散文家，不再多談對女性主義的反感和排拒，而是立足於各自的創作實踐，勇敢打破原有的定勢和慣性，以巾幗不讓須眉的自信，朝著以往多屬於男性的審美疆域挺進，既“見賢思齊”，又“我行我素”，於是我們看到，女性散文世界綻開了迥異於傳統的藝術之花，進而在與男性散文世界的交流與融合中，完成了自身的某種發展和超越。這突出體現在三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