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與黨內“左”傾錯誤拚死抗爭的何孟雄(1 / 3)

1929年冬至1935年春,在我黨曆史上,出現了兩次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當時“左”傾路線統治中央的情況下,誰要挺身而出,反對中央領導人的“左”傾錯誤,不僅需要高度的理論水平,更需要非凡的膽略和勇氣,因為他要冒著被黨內誤解為敵人的代言人,戴上“反對黨中央”的帽子而被撤職、開除黨籍、甚至殺頭的極大危險。何孟雄就是這樣一個人。

何孟雄,1898年6月出生在湖南省酃縣(今炎陵縣)中村鄉龍潭村,1918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是北京五四運動和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1920年11月加入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時全國53名共產黨員之一,也是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領導人,曾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書記,唐山地委書記,湖北省委組織部長,江蘇省委常委、農委書記,滬西、滬東、滬中區委書記等職。

洞察“左”傾 挺身而出

黨的八七會議和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全國革命局勢趨向好轉。中國共產黨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把工作重點轉向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力量得到巨大發展。至1930年,全國大小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到15個,紅軍發展到13個軍,約10萬餘人。曾遭受嚴重破壞的白區工作也初步得到恢複。就在革命運動明顯走向複興時,黨內的“左”傾錯誤思潮又重新抬頭,並且愈演愈烈。

1929年11月18日,中共江蘇省委第二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李立三、周恩來、李維漢、李富春、任弼時、陳雲、李碩勳等34人,何孟雄作為省委常委出席了這次會議。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李立三開始了第一天的報告,然而,讓人感到驚訝的是,李立三的調子越唱越高。他說:世界革命已經進入“第三時期”,即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國內統治者也一天天走向崩潰。在新時期麵前,我們必須采取積極的進攻策略,推翻國民黨,建立工農兵蘇維埃,在黨內必須反對取消派,必須反對一些同誌的右傾思想。並一味強調“職工運動已走入成熟的複興”,“革命與黨的主觀力量沒有關係”。何孟雄越聽越感到心裏不安,越聽越感到報告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脫離了馬列主義的軌道。隨後,李維漢的副報告也是重彈此調,特別是時任省委組織部長康生的關於組織問題報告更是主張“要不斷進攻,不進攻就是保守”。

聽完這些報告,何孟雄再也無法控製自己的心情,他在會上做了兩次發言,對會議的幾個報告,特別是李立三主報告的內容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見。他說:“我認為報告對革命形勢估量過高”,當前“革命還隻是開始複興,而沒有成熟的複興”。“反動派尚未崩潰,而隻是處於動搖之中”。“黨的路線不應該是直接進攻路線,而應該是準備進攻的路線”。同時認為隻有把客觀條件與主觀條件統一起來,才能製定正確的路線,而忽視主觀力量的準備是錯誤的。

何孟雄能審時度勢,洞察錯誤言論,提出正確的意見,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可是令人遺憾的是,何孟雄的這些意見不僅沒有被采納,反而多次遭到李立三的點名批評,並在大會結論報告中說何孟雄是“調和派路線”,稱“我們在政治上一定要與調和主義做鬥爭”。隨後,又把“反對黨中央”的帽子扣在何孟雄頭上,把他當作大會的主要鬥爭對象進行圍攻批判。何孟雄被壓得抬不起頭來,但為了維護黨的團結,遵守黨的紀律,他表示服從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但聲明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隨後的大會選舉中,何孟雄被免除常委職務,僅僅掛了個候補委員的空銜。

由於李立三的家長製作風,他的“左”傾錯誤不僅得不到製止,而且不斷升級,發展到盲目冒險。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召開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對中國革命的形勢、性質、任務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和主張。在這個決議指導下,製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不僅部署了南京兵暴、武漢暴動和上海總同盟政治大罷工等行動,而且命令紅一軍團攻打南昌,紅三軍團進攻長沙,紅十軍攻擊九江,紅七軍挺進柳州。接著又將各地黨、團、工會等各級機構合並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

就在黨的革命事業和紅軍隊伍即將遭受嚴重損失的緊要時刻,何孟雄不顧個人安危,再次挺身而出,對李立三的冒險計劃提出了反對意見。他明確指出,中央這一計劃是行不通的,並以上海為例提出:“黃浦江裏這麼多帝國主義的軍艦,你能把上海拿得下嗎?”接著,他又在9月1日召開的上海區委、產委黨團書記聯席會上,強烈要求李立三立即停止武漢、南京等中心城市的暴動,否則就會葬送中國革命,散亂中國共產黨的陣腳。李立三很生氣,用手指著何孟雄大罵:“你是取消派的暗探!”並當場禁止何孟雄發言。會後,又在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上連續發表批判何孟雄的社論和文章,特別是題為《右傾機會主義對正確路線的進攻》的社論和題為《反對何孟雄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與其取消派的暗探作用》的長篇文章,把何孟雄在上海區委、產委黨團書記聯席會議上的發言說成是“反對黨中央”,是“破壞中國革命”。

李立三對何孟雄的批判,引起了江蘇省委,滬中、滬東區委不少幹部的不滿,林育南、李求實等聯名寫信給共產國際,要求停止“立三路線”,停止對何孟雄的批判。

矢誌不渝 上書中央

何孟雄在受到錯誤批判之後,一直憂心忡忡。他深深知道,如果此時不阻止李立三的冒險計劃,伴隨而來的就是黨和軍隊的巨大損失。連續幾個晚上,他徹夜難眠。他一遍又一遍翻閱馬列著作,又一遍一遍地分析中國革命的實際狀況,從而越來越感到責任重大。為了捍衛黨和人民的利益,為了捍衛來之不易的革命事業,他必須頂住壓力,堅持鬥爭。9月8日,他向總行委和中央政治局遞交了《何孟雄政治意見書》,向黨坦率地陳述了自己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見解,明確提出反對立三路線,並從12個方麵批判了立三路線的錯誤,主要內容有:

——在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關係問題上,認為李立三關於“不平衡理論現在已經過時”、“中國革命一定掀起世界革命,在世界革命的普遍爆發中完成中國革命勝利”的觀點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