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窮，原名韻琴，又名紹梧，湖南瀏陽人。曾任紅十二軍團政委，第二十八軍政委、軍長，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晉冀魯豫中央局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豫皖蘇分局書記兼華東野戰軍第三副政委，中共雲南省委書記兼雲南軍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副書記，中央軍委總幹部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鍾月林，1915年9月出生於江西於都，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參加革命工作。1933年8月調中共中央局婦女部工作，參加了長征，1935年在陝西瓦窯堡轉為中共黨員，同年12月與宋任窮結為革命伴侶。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央組織部辦公廳檔案科工作，曾任東北局辦公廳秘書等職。
2009年7月11日是宋任窮百年誕辰紀念日。自宋任窮2005年病逝，他的老伴鍾月林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他：“和任窮結為夫妻70年來，不管環境怎麼變，他對我始終如一，不離不棄。70年相伴相隨，他的離去帶給我的痛苦是語言無法表述的。任窮不僅僅是我的好伴侶，更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用一生的言行，為我和子女們樹立了做人的榜樣。能與這樣的好人攜手共度人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宋任窮百年祭不到1個月，鍾月林病逝。
雙雙走出窯洞新房即赴前線
宋任窮和鍾月林是1935年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在瓦窯堡時結婚的。宋任窮曾回憶說：“隊伍到了陝北，才算是安頓了下來。不少同誌相繼結婚，當時我自己還沒考慮那麼多。在紅軍學校當政治教員的邱一涵大姐是個十分熱心的人，她張羅著給我找對象。”當時，紅軍隊伍裏的女性不多，邱一涵向宋任窮提到3個女同誌的名字，其中就有鍾月林。在長征路上，宋任窮見過鍾月林，雖然了解不多，但對她的印象不錯。
宋任窮曾說：“在長征途中，陳賡同誌帶著幾個女同誌到我們幹部團來玩，向我介紹過她。她是當時我們長征隊伍裏30個女兵中最小的一個。長相沒有什麼特別，普普通通的一個小女兵，聽說她家是貧農，家境貧寒，當紅軍以前是個童養媳，地地道道一個苦孩子出身，可我覺得她很實在，外貌很質樸很善良。”於是，宋任窮答應了這樁婚事。
“沒幾天，邱一涵同誌陪她到了我這裏。那天是12月12日，這個日子我記得很清楚，因為一年後的這一天發生了‘西安事變’。那個戰爭年代，一切從簡，結婚也沒什麼儀式，我的宿舍一切都沒有變化。一間不到8平方米的窯洞，一張單人土坑，一套我自己原來的鋪蓋。地上燒著一個火坑爐子，一切生活用具都沒有添置，隻是多了一個人便成了一個家庭。”結婚後，宋任窮拿出僅有的兩三塊錢，請蔡暢、鄧穎超、賀子珍、鄧六金等幾位大姐及紅軍學校的幾位同誌一起吃了一頓飯。
結婚後沒幾天，周恩來找宋任窮談話，說組織上決定派他到劉誌丹任軍長的第二十八軍工作。“在那個艱苦的戰爭年代，我們都懂得什麼是最主要的，是第一位的。所以，誰也沒有怨言。”於是，宋任窮離開了那間剛剛稱之為家的小窯洞，上前線去了。
幾天後，鍾月林到農村工作隊，深入基層為擴大紅軍隊伍做動員宣傳工作。不料，她在農村染上了瘧疾，高燒不退，昏迷不醒，被人用擔架抬回瓦窯堡，而後住進醫院。忙於工作的宋任窮得悉後，即派警衛員回去看望。
1938年的一天，宋任窮在前方突然接到一份電報，內容是“鍾月林已經從無線電學校畢業，要到前方工作。宋任窮現在何處，請回電”。後來得知這份電報是葉子龍根據毛澤東的口述發出的。為了上前線，鍾月林上了中央電訊學校，學習發報。那時候，前方與後方根據地之間都隔著敵占區，交通很不方便，除了電報外，幾乎沒有電話及信件等其他通訊方式。當時，宋任窮的部隊駐在冀南離南宮城8裏之外的韓家莊，且宋任窮正在重病之中，因感冒引發傷寒，高燒不退。宋任窮沒有回電。宋任窮後來說：“不完全是因為我在病中。按常理，我身體不好，她更有理由來照顧。但當時，前方部隊裏清一色都是男同誌。除了康大姐和劉帥夫人汪榮華同誌以外，幾乎沒有帶夫人的。我當然不應該破這個例。後來，聽說鍾月林來冀南是毛主席批準的。鍾月林在延安找到毛主席，要求到前方工作。毛主席風趣地跟她開玩笑說：前方的女學生可是多，你是不是怕宋任窮變心了？”在毛澤東的安排下，鍾月林經西安到達前線，在軍區電台從事報務工作。從此以後，夫婦倆一直在一起，共同經曆了艱苦的抗日戰爭。
風雨中白頭到老終不悔
使宋任窮和鍾月林短暫分離的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2月，為了解決吉林省的問題，“中央文革小組”召集宋任窮等去開會。當時，宋任窮正在病中，去開會時發燒到38℃。那時的江青可謂是大紅人，別人見她時都要立正、敬禮，然後她才與之握手。當江青把手伸給宋任窮時，宋任窮雙手沒有伸出，說：“對不起，我感冒發燒。”意思是怕傳染給她。江青卻理解為宋任窮對自己的不恭或藐視，於是，她伸出的手沒收回，而是更高地抬起來，重重地拍在桌子上，狠狠地說：“你是劉少奇、鄧小平的黑幹將！你對我和毛主席有刻骨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