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就業：新變化中的憂慮與展望
專題報道
作者：張可升
喜看農民工就業新變化
如果時光倒流10年，恐怕沒有人會相信這則新聞：中西部高薪“搶”農民工。
一家權威媒體的調查表明：2012年4月以來，許多內陸省市紛紛上調最低工資，上調幅度大大超出沿海發達地區。這使沿海和內地最低工資標準的差距大幅縮小。寧夏與北京最低工資僅差160元。有些內陸省份農民工在省內的收入，逼近甚至超過了在沿海地區的打工收入。
這一報道，得到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的佐證：2012年第一季度，湖南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在省內從業的人均月收入2110元，高於在省外從業的人均月收入1896元。為了爭搶農民工，內陸一些省份還打起了感情牌：安徽黃山喊出“打工還是家鄉好”，湖南瀏陽則高分貝呼籲“孔雀何必東南飛”……
曾幾何時，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困擾著各級政府，而為了讓農民工走出家門，幹部們可謂是絞盡了腦汁。那時候，在沿海發達城市的勞務市場上，從早到晚都會看到滿麵灰塵的農民工。他們或坐或蹲在馬路邊，一看到有雇主模樣的人走過，便忙不迭走上前去搓著骨節粗大的手殷勤地問：“要人嗎？工錢好商量。”這些打工者，大多來自中西部地區。
如今，這些遊走在城市和鄉村邊緣的人，成了“香餑餑”——沿海地區“用工荒”的報道不時擠上媒體的重要位置。為了解決“用工荒”，沿海地區從省委書記到工廠的老板，都一再放低身段、露出真誠笑臉。許多地方甚至春節還沒過完，“一把手”便紛紛帶隊到中西部地區聯絡情感、招兵買馬。即使如此，“用工荒”問題依然存在。杭州梅家塢的茶農們一再抱怨：“以前一天50元，許多人搶著幹；現在給到100元，還是沒人願意來……”
從為勞動力轉移發愁到高薪“搶”農民工，這是一個曆史性的跨越，說明我們的經濟發展更趨平衡。“不再是沿海地區單兵突進，中西部地區也迎頭趕了上來，說明億萬農民兄弟有了更廣闊的就業空間。”
透過“搶”，我們看到城鄉二元結構正在一點點打破。過去對農民工，老板動輒拖欠工資，或同工不同酬；現在呢，在很多“用工荒”的地方，欠薪不行，低薪也不行。浙江率先提出“新浙江人”的概念，本地人、外地人的藩籬正在被拆除，眾多非本地戶籍建設者持有了居住證，享有與當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福利。
這種“搶”，還帶來另外的好處：倒逼企業轉型升級，由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由“低小散”轉向“高精尖”；促使老板們密切勞動關係，要想留住員工，就必須改善福利待遇，把農民工當兄弟姐妹。
浙江蕭山一個老板說，隨著境遇逐漸改善，“80後”、“90後”打工者，跟他們的父輩有很大的不同，打工不再單純為了錢，甚至出現了“旅遊打工”的新現象——今年在浙江打工，遊遍浙江；明年到廣東打工，遊遍廣東；有的年輕人還發誓：結婚前遊遍全中國！
這些農民工就業方麵的新變化，讓人們對農民工群體的未來發展有了更多期待。
新生代農民工路在何方？
雖然農民工就業出現上述一些新的、可喜的變化，但是，當我們將目光轉向新生代農民工身上的時候，仍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去深思和解決。
一名在北京務工的“90後”男孩說：“我高中畢業就來北京了，到現在已經兩年多了。因為沒什麼學曆，隻能幹普通工。那些工作待遇低，又學不到啥東西，沒前途，幹一段就煩了。工作換來換去，卻始終沒什麼起色。對於未來，我不太敢去想。”
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已經遠離農村。他們習慣城市的工作節奏、生活方式和消費理念，但是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他們麵臨著社保、子女教育、住房等顯性障礙，以及就業歧視、婚姻、交友等隱性障礙，他們就是被媒體稱之為“遊離於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新生代農民工。
新生代農民工渴望走出農村，融入城市，過上“城裏人”生活。但是，他們普遍未能接受良好的基礎教育，也很少接受職業技能教育，在城市的就業競爭中缺乏整體優勢。他們不滿足自己工作累、加班多、待遇低的生活現狀，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這種狀態，卻常常因為學曆、技能的條件限製對未來感覺到迷茫和無助，無法規劃自己的人生。於是，隻能抱著走一步看一步、得過且過的心態繼續遊走於城市和農村的邊緣。
對此，北京萬通汽修學校創就業指導中心的張主管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在社會競爭如此激烈的今天，農村孩子想要在城市立足更非易事，唯有知識和技能才能夠改變命運。所以，對廣大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掌握一門足以立身的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畢業於北京萬通汽修學校的趙誌也來自農村，初中輟學隻身一人來到陌生的城市闖蕩了三年，生活的艱辛讓他明白無一技之長是難以在城市中立足的。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他選擇了人才緊缺的汽修行業，並且選擇了實力過硬的北京萬通汽修學校。學成之後重新回到社會的他很快就獲得了一份高薪工作，回想起經曆的一切，他說：“一技成則天下行，新生代的農民工，選一所好學校，學一門好技術，也給自己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