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按紀律父親是“客人”。因為做地下工作的人是不能露臉的，也不準與熟人打招呼，他們都住在自己的小房子裏頭，不跟外人見麵，這是很嚴格的紀律。周副主席找我父親談話，都是晚上把他叫到辦公室。那段時間，董老也找父親談過話，反複談了幾次，實際上就是交待給他到成都去的任務——做統戰和情報工作，具體負責聯係幾個潛伏在國民黨高層的我黨人員，由父親統一領導。
董老專門交待：這些人對我們很重要，他們利用自己的特殊崗位為我黨做情報工作。這些特殊黨員不參加組織生活，不交黨費，不與其他橫向的組織發生聯係，就是你直接和他們發生聯係，其他的人不能和他們發生任何聯係，也不能向他們下達任何命令，他們的身份不能暴露。你也不和其他的組織發生任何聯係，你有任何問題，都是由我（即董必武——整理者注）直接和你單線聯係，有了問題還可以直接找周副主席，跟其他的人，一律不談這些事。
當時南方局組織部的同誌（即孔原——整理者注）給父親寫了一封“家書”，交代了接頭地點和接頭暗號。又交代父親說，你得找到錢瑛，把他們手上的關係（即此前董老提到的潛伏在國民黨高層的我黨人員——整理者注）接過來。錢瑛這時是川東特委書記（根據口述人錄音記錄。實際上1940年11月-1943年夏，錢瑛應為西南工委書記——整理者注）。這封信寫得很巧妙，像是一封家書，實際上裏麵有暗號。父親接受任務後，馬上前往成都。
因為怕被特務盯上，我們一家人坐董老的車從紅岩村出來，在途中下了車。父親在民生路找一個小旅館住下，因為經費很緊張，一家四口隻敢要一個鋪位。父親每天都去排隊買到成都的車票，但當時的車票非常緊張，買不到票隻得繼續住在小旅館裏，每天花錢，很快經費就沒了。父親不敢回紅岩村，怕回去會暴露，每天在小旅館周圍晃。一天，正好碰見了《新華日報》的塗國林，父親跟他說了自己現在的情況，請他回紅岩村要點錢來。第二天，塗國林就來了，給了父親一些錢後馬上就走了，因為怕被特務盯上。但就在那天晚上，有一隊軍警來盤查，好在父親從貴陽動身時辦了一張護照，一個軍警拿著父親的護照念了一下，對同夥說：軍政部的上校，由貴陽來的，經重慶、成都回老家去。然後轉身走了。
到1941年春，我父親終於到了成都。到成都以後，本應由錢瑛跟我父親見麵，但由於誤了好幾天時間，怕出事，錢瑛沒有直接見我父親，而是榮高棠的愛人管平來見的。管平看完南方局組織部門的信後，很嚴肅地問：你怎麼違反紀律呀？超時這麼長不來？我父親把實際情況說了，管平沒再說什麼，讓父親先住著，就回去彙報了。可能經過核實，覺得父親沒問題，錢瑛才出來和我父親見麵。錢瑛知道我父親來成都的任務，就跟他講：你去找劉文哲等幾個人，把他們掌握的線索接過來。就這樣，我父親開始了在成都的一段經曆。
問：黎強是怎樣逐漸打入中統核心機構的？
答：錢瑛向父親交代了工作後，父親很快就與黎強叔叔接上了頭。當時黎強叫李長亨，剛剛打進中統的外圍組織，還沒有進到核心機構，不受矚目。我父親就跟他反複商量：如果不打到中統的核心去，很難起作用，但怎樣讓人重視你，進到核心裏去呢？又不能跟中統去逮捕共產黨員破壞我們的組織。後來他們就分析中統這幫家夥的情況，不要看他們對外吆三喝四的，裏麵也是分幫分派，矛盾重重——有肥差搶著去幹，都要爭功；有困難的活兒誰也不去，推三阻四。一出點兒事就互相推卸責任，這就會貽誤戰機，所以經常出問題。一旦出大事，上頭動怒，就一定要查了，甚至有些事蔣介石還親自下令徹查。有些人其實知道出事的情況，但為了保護自己，幫派之間都不說。黎強叔叔無幫無派，對這些事就要動腦筋了，不然就容易“觸頭”，正好弄到人家線上犯了忌。父親和黎強叔叔商量，利用特務幫派之間爭功諉過的矛盾，引起上司注意。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有4次這樣的事。有時候是情報泄露出去了，都在推諉，黎強叔叔發現後就偷偷去報告了上司。這樣的事隻要有人告了就一定會查，當事人還沒有弄清楚誰告的狀就已經查出來了，但是誰打的報告隻有頭兒知道。這樣的事做了幾次之後，特務頭子就對黎強叔叔另眼相看，認為李長亨這個人還是很有能力的。黎強叔叔平時跟特務們的關係都非常好，打成一片。黎強叔叔的父親（即李可廷，擔任過安嶽縣民團團總、縣督察區督辦，是安嶽周邊幾縣有名的袍哥大爺——整理者注）做過袍哥的頭兒，他在當地袍哥裏也算長字輩兒了，對社會上的一套很熟悉，所以這方麵的人際關係處理得很好，很能掩護他。他做事情也很巧妙，上峰賞識他。這樣，黎強叔叔很快成為中統成都機關的助理，逐漸進入了核心。
不久，他得到了一個很關鍵的職位，就是“省特會”（即四川省特種工作委員會，是國民黨四川黨政、軍、警、憲、特種聯合會報的常設機構，是特務聯合機關——整理者注）主管情報工作的主任幹事。這個主任幹事官兒很小，但非常重要。中統省特會每周要召開軍警憲特聯席會議，把偵查到的情況進行彙總，這一彙總就都彙總到黎強叔叔手裏了。中統發現了一些什麼線索，什麼問題，都要彙總到他那兒，然後由他寫一個報告給特委會。但這個報告還沒寫，黎強叔叔就先將情報傳到我父親那兒了。黎強叔叔當上特委會主任幹事之後，實際上給共產黨長了眼睛，特務還沒動作，我們這邊就已經知道了。所以在那四五年間（指1940年“成都搶米事件”後——整理者注），成都以及整個四川的地下黨基本上沒出大亂子。周副主席和董老多次要我父親告訴黎強，表揚他，工作做得非常好，同時又下了任務，要求黎強叔叔堅守崗位，要做得像一個職業特務，不僅在生活上跟真正的特務打成一片，他們那些汙七糟八的事情也要參與，不能離得遠遠的，好像自己多清白——什麼抽大煙、喝花酒呀，不能站到旁邊去，要跟人家打成一片，“五毒俱全”。這是為了獲取情報，為了保護黨的組織。但是，周副主席又特別讓我父親轉告黎強叔叔：要記住這是黨交給的任務，要有出汙泥而不染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