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與黎強並肩戰鬥？
千秋紅岩·紀念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5周年
作者：陳慶立 口述 劉誌平 記錄整理
陳慶立，陳於彤二兒子。根據重慶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南方局黨史資料·黨的建設》、陳於彤在《回憶南方局》中《艱苦歲月的戰鬥》記載：陳於彤，南方局情報係統人員。1941-1945年及1946年秋-1947年，根據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兩度赴成都工作。與黎強聯絡開展情報工作是在1941-1945年間。陳於彤之前，是劉文哲與黎強聯絡，1945年陳於彤回南方局後，由蒲華輔與黎強聯絡。
黎強（1915～1999）原名李長亨，四川安嶽人。1938年赴延安，先後在抗大和陝北公學等校學習。翌年奉命回川，在重慶紅岩中共中央南方局報到後，旋回老家開展工作。1940年底奉命到成都打入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先後任中統成都實驗區幹事、“省特會”一組主任幹事、國民黨第45軍312師副師長兼政工處長等職。他長期埋伏，隱姓埋名，蟄居十年，為我黨搜集了大量情報，避免和防止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多次劫難，曾受到周恩來、董必武多次表揚。“黎強”（“能力強”的諧音）一名即為董必武所取，後為其黨名，一直沿用終身。新中國成立後，黎強先後在重慶、北京、青海等地工作，曾任西南鎮反辦公室主任、青海省人委秘書長、北京中央政法幹校副校長等職。1999年3月2日病逝於北京。
問：以前您知道父親在南方局與黎強聯絡開展情報工作的情況嗎？
答：不知道。父親有一個習慣，他從不跟我們談這些事。我們知道這些事都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後。那個時候有關組織來搞外調，我們就在旁邊聽，隻有這時，父親才不得不講這些事。很多同誌如車耀先、張述成等，他們的孩子和我們一樣，都是在這個過程中才知道了父母親過去一鱗半爪的事。那時，重慶派了一位姓蔡的女同誌來，要父親寫一篇文章，講他在南方局領導下在成都工作的情況。父親和姓蔡的同誌接觸了很長一段時間，蔡同誌幾乎天天到我們家裏來，這時我們就在旁邊聽，才比較係統地知道了一些事情。
問：在您記憶中對父親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答：父親是一個很細心、很嚴謹，也很機警的人。比方說，他到成都後，住處都選擇在成都近郊，這些地方比較混亂，人來來往往，便於隱蔽。所以我知道的就有什麼青羊宮呀、蘇坡橋呀，當時這些地方都是城鄉結合部。在選擇住所的時候，也都早已選擇好撤退路線。父親回家以後有一個習慣，家裏絕對不留什麼刊物、文章之類的文字材料，凡是能夠留下隻言片語的東西統統沒有，非常幹淨。收拾完後，坐下來一邊喝茶一邊回憶自己今天所做的事情，就像過電影一樣，仔細地回憶：有沒有什麼地方會留下把柄，或者紕漏，想想有沒有什麼補救的方法。然後再想想明天有些什麼工作、這些工作有哪些環節、需要注意些什麼，事先都要做個預案。這是他在做情報工作中養成的習慣。
父親回憶，一次回家後，和往常一樣，他正收拾家裏的東西，突然聽見外麵有汽車聲響。父親估計，十有八九是特務的車，但又吃不準是不是來抓他的。實際上，黎強叔叔從別的信息渠道知道有人懷疑父親，要抓他，就跟著特務的車來了。他讓司機遠遠地就燈光一打，喇叭一按，給父親報信兒。父親馬上開始作撤退準備，收拾東西，該燒的燒，弄幹淨了之後，還把床鋪理一理，專門把被子掀開，像是要睡覺的樣子。他還精心作了撤退的其他準備——將窗台上的花盆拿下來。花盆一換位置就是信號，提醒自己人這個屋子裏麵出問題了。花盆還有一個特殊作用，外麵套著的一個花盆是用來燒東西的，燒完東西後澆點兒水，一點兒痕跡都沒有，窗戶一打開，煙吹走了，味兒就沒了。再把花盆一套上，一點兒也看不出來。他把這些事都做好以後，還在觀察，結果黎強叔叔在底下指揮那一幫子特務，大聲說：這個要給我抓活的，你們不能夠把他放跑了。父親聽得一清二楚。沒錯！就是衝他來的，他翻上牆頭就向後麵跑了。
問：您父親是怎樣從貴陽到重慶，又到成都的？
答：1940年，貴州臨時工委組織暴露，南方局將我父親召回重新安排工作，這就開始和黎強叔叔配合工作了。
當時的情況是，1940年4月，因有些同誌已暴露，貴州省工委領導成員緊急疏散，成立了以鄧止戈為書記的貴州省臨時工作委員會，我父親和張述成、肖次瞻、杜守敦為委員。由於鄧止戈有危險，南方局指示他撤回延安，我父親接任了臨時工委書記工作。不久，由於謝凡生（1938年曾擔任中共貴陽縣委書記——整理者注）被捕並很快自首，臨時工委馬上商量采取措施，一是組織搬家，切斷所有聯係，然後把黨員疏散；二是臨時工委分工作預備。父親跟張述成說：如果我被抓住了，你就馬上成立第二工委（根據口述人錄音記錄。據陳於彤回憶，應為成立貴陽第二市委——整理者注），繼續堅持黨的領導。父親將情況報告了南方局，南方局組織部門立即寫信給他，稱“母病危，速歸！”（根據口述人錄音記錄。據陳於彤回憶，貴陽第二市委成立後，又有一名女同誌麵臨暴露的危險，被疏散去盤縣。此時，南方局組織部石磊（曹瑛）同誌由桂林返重慶，陳於彤見著他，向他彙報了貴州黨組織當前的危急情況，請他向南方局彙報。不久，陳於彤接到石磊來信：“母病危，即回‘家’。”——整理者注）這就是通知他立即回南方局！所以他就離開了貴州，這大概是1940年的事。
父親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軍政部衛生人員訓練班的上校，名叫陳佑平。他被國民黨通緝後，向軍政部請了假，說是到黔東北視察工作，實際上是按南方局的指示離開貴陽去重慶。當時國民黨貴州省黨部發出的通緝令稱：巨匪陳佑平向東南方向逃竄。父親擔任的上校不是什麼大官，不很顯眼，國民黨也搞不清通緝令上那個“巨匪”陳佑平和軍政部這個陳佑平是不是一個人。離開貴州前，為防止意外，父親通過關係找到了章文晉（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抗戰時期為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組組員——整理者注），章那時在中國紅十字會主管交通。章文晉利用紅十字會的一些醫生要從貴陽送往重慶的機會，讓父親混在醫生隊伍裏到了重慶。到重慶後，南方局通知父親說：貴陽不能再去了，組織上會給你一個新的工作，你做好準備，我們派人去把你的家眷（有我的母親、我姨和我大哥）都接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