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逃離重慶始末
抗戰風雲
作者：黎餘
抗戰爆發後，打敗日本侵略者、實現民族獨立解放成為中華民族最緊迫的曆史重任。但在日本強大的軍事力量和不斷的政治誘降麵前，國民黨最高當局的抗戰信心動搖，親日勢力不斷抬頭。1938年12月，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汪精衛攜眾從重慶叛逃至越南河內，不久在香港發表“豔電”，讚同日本《近衛聲明》，公開叛國投敵。消息傳出，舉國震驚，成為抗戰以來中國最嚴重的政治事件。
與日方秘洽“和平”事宜
“七七事變”後不久，蔣介石即在廬山發表談話號召“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向全國表達其抗戰決心。在政治上，他同意與中共合作，聯合抗日；軍事上，設置了戰時機構，劃分了戰區，並調動軍隊在華北、華東戰場展開大規模積極作戰。蔣介石這一對內對外重大政策的轉變，受到舉國上下一致的歡迎和擁護，中國抗戰迎來了新的局麵。
但這樣的局麵卻使身處國民黨最高核心層的汪精衛坐立不安。麵對全民族抗戰情緒日益高漲，汪精衛不斷竭力散布民族失敗主義，主張對日妥協。他認為日強中弱，抗戰必敗，所謂堅持抗戰取得最後勝利，隻不過是“空中樓閣”，是不說“老實話”與不“負責任”的表現，唯一之途，就是停止抗戰，求得所謂中日“和平”。他還聯合周佛海等人在南京暗中成立“低調俱樂部”並四處活動，視主張堅決抵抗日本侵略為唱“高調”。
為了實現破壞抗戰的企圖，汪精衛竭力挑撥國共關係，破壞兩黨合作。他認為，國共合作抗日，中國不亡於日本，也要亡於共產黨，甚至誣蔑共產黨是“以抗日為倒蔣的工具”，是“利用民族意識”來“摧殘民族斷送國家”，並頑固地宣稱：“餘之反共，中外所知，餘決不恤膺反共之名，而謀中日和平之實現。”
汪精衛還直接對蔣介石施加“言和”壓力。他多次當麵找到蔣介石，主張對日和談，也曾連續給蔣介石寫了十幾封信勸其與日言和。南京淪陷後，國民黨內部出現一片主和之聲，汪精衛覺得有機可乘，即向蔣進言，由他“以第三者出麵組織掩護”，被蔣當即拒絕。這令汪精衛十分難堪，心情極度沮喪。
汪精衛在國民黨內資曆甚深，自視為孫中山的接班人，然而在與蔣介石的長期鬥爭中，他始終處於下風。尤其在戰爭的特殊條件下，軍事統帥的先天優勢使蔣介石的威望和權力與日俱增，汪精衛的地位卻日益尷尬。特別是1938年3月在武漢舉行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改變了國民黨的領導體製，實行總裁製，蔣介石被選為國民黨總裁，從法理上確立了蔣的領袖地位，使蔣成了孫中山的正統繼承者，而汪精衛雖被選為副總裁，但政治地位從原來表麵上與蔣介石並駕齊驅降為名副其實的仆從地位。對此，汪精衛牢騷滿腹：“我隻有總裁不出席中常會（“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的簡稱——編者注）時，代為作主席，此外我負不了什麼責任。”更讓汪精衛難堪的是，這次大會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等文件，堅持抗戰，堅持聯共。蔣還在大會《閉幕詞》中聲稱：“本黨同誌要站在當政黨的地位，發揚這種固有的精神，寬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之下，來接納各黨派人士，感應全國國民，使共循革命正道。”蔣的這些意見都和汪精衛相反，汪自覺“和平”希望毀滅，對蔣失望之極。
1938年10月，國民政府自武漢撤退，汪精衛更加喪失抗戰信心。而此時的日本在中國軍民的奮力抵抗下消耗巨大，也無力進行大規模的戰略進攻，便在軍事進攻的同時，配合政治誘降。日本最先的誘降對象是蔣介石，因為蔣並未放棄“由和平的外交方法”以解決中日戰爭的幻想。但日本提出的條件極為苛刻，而蔣介石麵對黨內、全國軍民強烈的抗日呼聲，在民族大義麵前始終不敢越雷池。於是，日本不得不轉向親日的汪精衛，希望借助汪在國民黨的地位及以往的聲望，把他拉出去以造成國民黨嚴重分裂，這樣，蔣介石即使不妥協，也不能指揮全局。當日本“扶汪棄蔣”策略一拋出，汪精衛便迫不及待地表白願意充當傀儡，緊鑼密鼓地進行反對抗戰活動。10月12日、21日，汪精衛在重慶接見外國記者時表示“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討論之基礎”。他還多次公開發表談話和文章，誣蔑抗戰是“消耗民力”，共產黨是假借抗戰“保全實力”、“顛覆政府”，並借國民黨火燒長沙一事攻擊抗戰是要將“一切物資燒光”、“一切人的生命殺完”，將“大家都變成大貧”。
不僅如此，汪精衛還指使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在香港、上海等地與日本進行秘密談判。10月22日，梅思平由香港回到重慶，向汪精衛、周佛海彙報他與鬆本重治（時任日本駐上海新聞聯合體“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局長——編者注）會談的結果。汪精衛大喜過望，急忙又與周佛海、梅思平等人根據這次會談再次密商對日投降的具體條件和辦法，決定授權高宗武、梅思平再往上海和日本代表舉行秘密談判，並由還在香港的高宗武通知日本方麵。在日本方麵，鬆本與梅思平會談結束後，便將所謂的“梅思平方案”帶回到上海，最終交到今井武夫（日本陸軍少將，抗戰期間經常出沒於南京、上海、香港、東京等地，參與籌劃建立汪偽政權和對蔣介石的拉攏、誘降活動——編者注）手裏。今井為此專門返回東京，向日本陸軍部作了報告，陸軍部根據這階段日本政府正在確定的日華新關係方針，對該方案進行了若幹“修訂”。接到高宗武的通知後，日本陸軍部參謀本部召開專門會議，決定派今井武夫為日方交涉員、伊藤芳男為助理人員前往上海與汪精衛的代表談判。
11月9日，今井、伊藤抵達上海，為避免泄密，特意挑選了上海虹口公園北側東體育會路七號的一所空房子作為談判地點（後來這所房子被日本人命名為“重光堂”，史稱“重光堂會談”）。11月12日，梅思平經香港抵上海，當晚即開始與今井、伊藤進行密談。13日，高宗武由香港抵上海參與了會談。20日，雙方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等文件，規定雙方的“合作”條件有“締結防共協定”、“實行經濟提攜”、“中國承認滿洲國”等6條。其行動計劃為：汪精衛在約定之日期，借機潛離重慶去昆明，飛越南河內轉赴香港；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相機發表招降聲明，公布“和平解決條件”，汪則發表聲明響應，“與蔣介石斷絕關係”，“見機成立新政府”。
會談結束後，梅思平回重慶向汪精衛彙報。11月29日，汪急召陳公博到重慶，告之“中日和平已經成熟”，“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還向陳透露，準備離開重慶，以個人身份出麵，與日本交涉。汪隨即召集周佛海、陳璧君（汪精衛之妻）、梅思平等會商，決定接受“重光堂協議”。當日下午決定：汪於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達昆明，日本近衛首相於12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互相呼應。與此同時，日本內閣和參謀本部也對在上海達成的協議沒有異議。至此，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的行動計劃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