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公司上班的第一天，身體所有機能還停留在休假階段。我低頭看著咖啡灑在地毯上，而手上是一隻捏壞的空紙杯。上司拿著紅茶從我身邊過，給了個笑臉“地毯不是用咖啡洗的……別說兩杯，一桶也洗不幹淨。”拿著第三杯咖啡，坐回自己的桌子前。我所麵對的是一片狼藉，辦公桌已經沒有可以放咖啡的地方了。也許…不該休假。花了一整個上午，為咖啡杯理出地方的同時，也理出了三個案子。
兩件屬於私人財物糾紛，經過電話溝通已基本達成一致。另一個則屬於刑事案件，被害人是程雪萍，四十歲女性，死因是藥物導致的心髒病突發。死者無疾病史，死亡前兩個星期內做過全麵體檢，沒有查出任何問題。嫌犯是死者的丈夫，叫薛永康，三十八歲，在一家汽車維修公司上班。在死者死前四至五個小時內，沒有不在場證明。在一個星期內，有購買氯化鉀的記錄。
這一切都將嫌疑直接指向薛永康…在醫學上，一個正常人在靜脈大量注射氯化鉀時，可導致心髒病突發。檔案中，薛永康承認自己去過藥店，但隻是買了感冒藥。而藥店出具的購物清單上，則是分量超常的氯化鉀。口述與事實不符的，不僅僅是這些。按薛永康描述，在大約三四個月前，死者開始服用一種養生類藥物，導致精神萎靡不正，食欲減退，思維混亂等症狀。但之後死者做的全麵體檢報告中，卻沒有類似描述。最不符合常理的是，薛永康在死者死亡前四天，為死者購買了理賠額度達到六十萬的保險。依照保險受益人條例，如死者疾病身故，那麼薛永康可以得到六十萬的賠付。動機明顯，有犯罪時間，犯罪手法清楚。可薛永康拒不認罪…
而案件委托人是被害人的弟弟，叫程旭，三十七歲，在一家保險公司工作，死者的保險就是通過他辦理的。他希望可以通過訴訟請求，將死者遺產全部轉給身為直係親屬的他，當然也包括那份價值六十萬的高額保險。
兩天後，我在開庭前五分鍾見到了委托人。程旭有保險工作者所有的特點，眼鏡、西裝、襯衫，還有過度的熱情。“律師真是個不錯的職業，就是壓力太大。這個社會壓力大就容易各種疾病，生病了，什麼社保醫保都不夠用，所以啊，還是保險實惠。沒病沒災就當長期投資，到時候拿生存金，還能避稅，多好。哦~對了，你有保險麼？最近新出來的一個險種不錯，你有興趣麼？……”我保持沉默。這讓他有些尷尬“哦~不好意思，職業病。”他並沒有過多表現出傷痛，說話時語音語調都會不著痕跡的微微上揚，而且肩膀向下，頭部微微抬起，雙臂自然擺動，表現著他的輕鬆自在。
開庭後，局勢就像是走過場，無需過多辯護。因為薛永康有謀殺嫌疑，所以程旭要求法院將死者遺產劃到自己名下，包括那份六十萬的保單，這一請求就像是既定的事實。我坐著，始終都將視線放在薛永康的身上。薛永康顯得很悲痛，眼袋浮腫有淡淡的黑，臉頰凹陷，胸微含，頭部始終向下，唇角在下意識也呈現一種向下的趨勢。人的嘴角往往是最無意識的表現，即便是再懂得控製的人，也無法將嘴角的弧度控製到完美。就像程旭的嘴角始終有一絲得意，而薛永康卻一直是一種悲傷狀態。
盡管在犯罪心理學上來說，也有這樣的情況，在美國曾經有過一個轟動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在殺害了十五名被害人後，自首歸案。在筆錄過程，他的語氣和神態，包括無法刻意控製和模仿的肢體語言，都在訴說他對於死者們的歉意、甚至是同情和哀傷。這類情況有，但很少。
整個庭審過程中，薛永康都保持著沉默，低著頭，不知道在想什麼。即便最後，法庭將死者所有的財產和巨額保單都判給了程旭，他也顯得十分平靜。我開始產生懷疑…
回到公司後，桌子上又多了一份檔案。我翻開一看，不禁有些發愣。這一次，委托人變成了薛永康。我不得不驅車，再次前往。
監獄是一座灰色的城池，單調的色彩，讓人有些壓抑。我跟著獄警，在鑰匙的聲響下走進接待室。薛永康帶著手銬，安靜的坐在那裏。我坐下之後，他才緩緩抬起頭，見是我，也有些吃驚“世界真是小…甲方乙方居然請了同一位律師…我沒有殺害我的妻子，我還沒有做完我答應的事，我不能待在這裏。”
薛永康將三個月以來發生的事，原原本本都告訴了我。
以下是薛永康的敘述：
大概是三四個月前，雪萍不知道從哪裏得到了一個養生的方子。她這個人，什麼都好，就是有些盲目跟風。一聽別人都說好，她就覺得有道理。這個方子具體是誰給她的，我不知道，但她信以為真。每天準點準時，依照方子上的藥材煎煮、食用。比吃飯都還要上心，一日三次。起初，她的臉色和身體狀態，確實看起來好不少。但之後，情況就越來越糟。最初，她開始頭暈，最後嚴重到昏厥、吃不下東西，還有幻聽甚至是神智也有些異常。三個月的時間，她的體重下降了四十斤，整個人就像是被抽幹了一樣。我也勸過她停止，可她卻堅信不疑，說這些不過是一種短暫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