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老舍話劇研究
文學研究
作者：李靈玲
南通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 要：老舍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小說家，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劇作家，他創作的許多膾炙人口的經典話劇作品如《茶館》《龍須溝》等不僅奠定了他在國內文壇的地位和影響，也使得老舍蜚聲海外。本文通過分析整理部分西方國家關於老舍話劇作品的研究成果，對老舍話劇在西方的影響進行歸納綜述。通過梳理和闡釋西方的研究綜述，以期理清老舍話劇研究的發展脈絡。
關鍵詞：老舍 話劇 研究回眸★基金項目：本文為南通大學研究生科技創新計劃項目（YKC13026）的階段性成果
老舍是聞名中外的小說家，他譜寫的小說作品不僅享譽國內，而且蜚聲海外。然而，老舍作品在國際上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老舍熱”，不單是因為小說的獨特魅力，他的劇作也功不可沒。老舍在20世紀20年代、40年代和60年代分別到訪過英國、美國和日本，在國外的生活不僅使他的創作靈感備受熏陶，他獨特的個人魅力及作品的藝術色彩更是給西方讀者留下了深刻雋永的印象。近幾十年來，國內外關於老舍作品的研究和專著浩如煙海，如果一部著作或者譯作經受了數十年的讀者洗禮和考驗，還能得以不斷地再版，不斷地在學術領域開拓創新，那麼除了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以外，必定也暗含著其不可小覷的社會價值及意義。老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卓越貢獻和地位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除了老舍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跨越時空的藝術魅力，當然也離不開一大批研究者孜孜不倦和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本文就側重於整理分析西方針對老舍話劇影響的相關研究，旨在對西方關於老舍劇作的研究成果歸納概括，以期理清老舍話劇研究的發展脈絡。
西方早期有較多關於老舍小說的研究，而對老舍話劇的研究總體起步較晚，但發展的勢頭卻不弱。在日本、在美國、在歐洲……無處不布滿了忠實的“老舍迷”。西方學者對老舍的研究逐步發展和深入，起步於傳統的學術研究方法，隨後便在曆時與共時、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思路指引下不斷擴大研究領域。老舍的話劇作品被世界各大出版社反複出版發行，並不斷地再版。還有許多的作家和學者為他著書，研究他的思想、作品和寫作風格。由此可見，西方老舍研究已日趨成熟。
一、傳統文化的觀照——日本的老舍話劇研究
日本是世界上翻譯老舍作品的時間最早、翻譯的版本最多、研究論文和著作的範圍最全麵的國家，是世界老舍研究大國。日本文化很有自己的民族特點，最鮮明的特點之一就是具有廣泛的吸收性。曾有一位日本者說過：“日本人對於外國的文化，並不是為異端，不抱抵觸情緒和偏見，坦率承認它的優越性，接力引進和移植。”[1]41並且，日本人不喜歡將事物簡單地定性，這樣的價值觀更有利於促進多元文化的形成。所以這種對外國文化酣暢吸收的特性，為老舍的作品在日本的接受開辟了寬闊的道路。
日本學術界在1983年之前，對老舍話劇的研究主要集中於《龍須溝》。研究的主題不局限於文本的思想探析，還有將文本作為學習漢語的教材，分析漢字的發音和翻譯等方麵。杉本達夫（1980）曾結合特定的曆史背景對多部老舍在抗戰時期的話劇作品進行剖析和比較，揭示出在抗戰年代老舍的劇作對時代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和深刻影響。[2]這個階段對老舍話劇雖有一些評論，但並未形成氣候。然而在1983年《茶館》在日本的首次公演後，日本學者對其話劇的研究重心轉向了《茶館》，將中國話劇在日本的影響推向了高潮。兼收並蓄的日本文化對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形式情有獨鍾，而《茶館》公演最讓日本觀眾耳目一新的便是劇本中常常出現的“數來寶”。平鬆圭子（1985）首先介紹了老舍劇作的大致情況，然後著重分析了《茶館》中用於填充劇本空白的“數來寶”這一技巧的運用，認為老舍積極將傳統民間的藝術形式融入劇本創作中，使得劇本更有韻味。[3]17對“數來寶”技藝感興趣的不止平鬆圭子，緒方昭（1998）結合《茶館》和《龍須溝》兩個劇本中的“數來寶”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藝術，探究了中國傳統的曲藝藝術形式與風格。[4]另外，老舍劇本中濃鬱的京味方言也引起了很多日本學者的研究興趣。比如遷田正雄（2005）曾著重考究了劇本的語言，從詞語、諺語、輕聲及兒化音等方麵給出了詳細的注音和解釋。[5]次年，遷田正雄（2006）又選取劇本的第一幕作為研究對象，發現老舍善於用寥寥幾筆就形象地描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特定的時代背景，所以雖然劇本具有濃濃的北京方言的特色，卻不影響西方觀眾對此的理解。[6]此外，對史料的搜集及考釋是日本學術研究的專長，這也反映了他們一絲不苟的嚴謹態度。新時期後，便有一些日本學者對《茶館》演出的舞台史進行分析研究，旨在為之後的舞台表演提供借鑒和參考。石井康一（2004）對1983年《茶館》在日本首次公演的曆史進行了回顧，並談及在日本產生的深遠影響以及對之後日本國內排演《茶館》的啟示。[7]隨後，石井康一（2012）又以舞台作為研究點，將《茶館》的演出分為舊版、林兆華版和新版，對不同版本演出中演員的出場、語言、動作以及舞台的道具和布景進行了考察和比較。[8]
另外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老舍研究專家是日本學者渡邊武秀。她自2000年至今發表了十餘篇關於老舍作品的論文，特別是2006年到2012年間，依據老舍劇作的發表時間，她依次發表了七篇關於老舍劇作的論文。她於2006年發表的《老舍
試論》，首先分析了作品的思想內容，進而探討了老舍創作手法的藝術特色。關於老舍的“處女”劇作《殘霧》的分析探討也成為她對老舍劇作研究的開山之作，也為之後的對比研究奠定了基礎。[9]2007年又發表了《老舍試論》，在其中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這部話劇作品超越了我們一般所了解的宣傳文學概念，使得這部劇作超越了民族“對立”的範圍，挖掘出各種“對立”本身的深刻局麵。[10]隨後，2008年發表的《老舍試論》，她首先對劇本的表現手法提出了疑問，表示不能理解老舍的創作意圖，於是通過對主要人物“張自忠將軍”的分析來探討劇本的主張和思想。[11]渡邊武秀筆耕不輟，2009年又發表了《老舍試論》，通過對劇本的深入解讀揭示出老舍運用諷刺和幽默的表現手法從多個角度來描寫佟秘書的“麵子”，披露了由此給國家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12]。2010年發表的《老舍試論》中提到這部劇中采用歌舞的形式來展現劇情，使這部白話劇格外具有吸引力，整部作品的表達也更加鮮明、更加深入人心。[13]2011年發表的《老舍試論》和2012年發表的《老舍試論》都是關於劇本主要人物的分析和主題思想的解讀。[14][15] 從以上列舉的情況可以看出日本的老舍研究穩紮穩打，並致力於將研究成果形成係統，持之以恒地進行深入挖掘，並不一味地貪圖創新，在將作品研究透徹的基礎上尋找新的立意。而且真正吸引日本學者研究目光的並不是華麗的辭藻，或者標新立異的構思，他們所感興趣的就是本本真真的、充滿民族特色的作品。而且老舍訪日期間的談吐舉止、音容笑貌、遊蹤手澤、吟詠揮毫，成為日本友人緬懷的內容和常談的話題，因此才會有一大批像渡邊武秀這樣持之以恒研究老舍的日本學者，老舍的話劇研究在日本也得以長足發展。 二、政治與文學的關聯——歐美的老舍話劇研究 老舍的話劇在歐美也同樣飄香，尤其是《茶館》飄出的濃鬱韻味，深深地牽動著歐美觀眾的心。在歐美也有著一大批老舍研究專家，比如西德的烏葦·克勞特、法國的保爾·巴迪、美國陶氏基金會會長陶普義等。1980年，《茶館》初出國門便在歐洲15家劇院演出25場。這是話劇傳入中國七十年後，國際話劇界首次聽到的中國之音。《茶館》劇組的“國際旅行”之所以能激起如此巨大的反響，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看，首先是開放後的中國加速走向世界也加速走向中國這一全球性的社會心理潮流有關。《茶館》與老舍成了西方觀眾窺視中國景象的一扇窗口。[16]71 同日本類似，《茶館》在歐洲公演之前關於老舍話劇研究的論文也是屈指可數，比如Walter J. Meserveand Ruth I. Meserve（1974）籠統地探討了“人民藝術家”老舍是如何轉變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民的敵人”的，他依據時代的發展線索談論了老舍相應的代表劇作，講述了老舍戲劇創作的思想轉變過程。[17]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文化界和文論界出現了一股聲勢浩大的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熱潮，這股熱潮幾乎將所有與社會曆史、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等有關的文學活動和文化現象納入其不斷擴大的研究領域。老舍毫無疑問地也被卷入這股文化研究的大潮。西方學者開始將老舍的作品放回其所處的社會曆史環境中，挖掘其內在的文化精神特性，捕捉其與現實世界的種種關聯。比如Teo Lay Teen（1995）以《茶館》為例探討了政治和文學之間的關係，介紹了劇本在中國的接受曆程，並指出在政治環境寬鬆的“百花齊放”的時代老舍有多部優秀劇作，然而在“文革”前後卻鮮有作品能夠突破之前的成就，揭示了政治對文學發展的約束作用。陶普義在著作Lao She：China’s Master Storyteller中的第六章重點探討了老舍的《龍須溝》和《茶館》，尤其是對《茶館》做了詳盡的解析。他談到老舍的這三幕話劇巧妙地避開了三個混亂的時代。然而，陶普義認為老舍在這部作品中雖然避談政治，但是作品中所刻畫的人物和情節所反映政治麵貌卻比談論政治要更有影響力。[18]145George Arthur Lloyd（2000）在其博士論文中以曆史文化為側重點，專門探討了老舍的多部劇本，研究了戲劇美學和政治宣傳在老舍劇作中的相互影響。[19]Yu Shiao·ling（2013）通過老舍的《茶館》來研究政治與茶館的關係，致力於回答曆史事件在這部劇作中是如何描繪的，曆史在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形勢下又是怎樣被揭示出來的，以及不斷變化的政治局勢是如何影響這部劇作的創作和接受的這幾個問題。[20] 除了關於社會曆史文化和話劇文本之間關係的探究，也很多學者從舞台表演和中國戲劇文化的角度切入來分析老舍的話劇。比如Wolfgang Kubinthe（1997）列舉了田漢的《回春之曲》、曹禺的《北京人》、老舍的《茶館》以及高行健的《車站》作為研究對象，認為20世紀中國的戲劇都表現出了西化的傾向，並提出話劇文本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體不可避免地會有使演員動作尷尬或無法表演的問題，然而《茶館》作為無情節話劇是唯一解決了這一問題的劇本。[21]還有Megan Evans（2011）介紹了中國的京劇文化，然後著重分析被改編為京劇的《駱駝祥子》在音效和視覺效果方麵對京劇的創新以及取得的突破。[22]另外，近期還有學者跳出文學研究範疇研究老舍劇作的，比如Xiaoliang Zhou（2013）從語言學視角切入著重分析了《茶館》中劉麻子語言的會話含義。[23] 老舍話劇的西傳，不僅讓西方國家加深了對中國曆史和文化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啟發著西方近期話劇的發展。老舍勾勒出的話劇世界對西方國家的人們來說雖然展現的是一幅陌生的畫麵，但民族和人民的苦難曆史、激昂壯闊的愛國情懷和頑強不屈的抵抗精神是共通的，所以無論到達世界的哪一個角落，老舍的話劇都會以它特有的吸引力贏得人們的青睞。 三、結語 以上是老舍話劇在西方研究的大致狀況，從中可以揭示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具體作品的分析闡釋開始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