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蕩中的反思

文學研究

作者:趙玉

摘 要:五年的緬甸經曆是奧威爾政治寫作生涯的開端,他近距離接觸了東方,親眼目睹了帝國主義給殖民地人民帶來的創傷。盡管奧威爾將這段經曆稱為“一生中的噩夢”,但緬甸之行成為他批判大英帝國罪惡的載體,也成為他傳遞基本感覺的標簽。在他的字裏行間,我們仍能看到緬甸給他留下的深深烙印。

關鍵詞:奧威爾 緬甸歲月 帝國主義1922年,剛從伊頓名校畢業的喬治·奧威爾選擇前往緬甸,當了一名殖民地帝國警察助理。關於此行的理由,奧威爾身後的傳記作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而有一點卻是肯定的,當19歲的奧威爾身處去緬甸的輪船時,對緬甸以及東方充滿了想象與期待。正如薩義德在《東方學》中寫的那樣,歐洲人的對東方的想象充滿著“羅曼史、異國情調、美麗風景、難忘回憶和非凡的經曆”。[1]1緬甸之行對奧威爾來說意義重大,他第一次近距離地接觸了東方,親眼目睹了帝國主義給殖民地人民帶來的創傷,同時也第一次開始通過文字來反思政治。緬甸之行成為他批判大英帝國罪惡的載體,也成為他今後傳遞基本感覺的標簽。從緬甸回國之後,奧威爾整理這段經曆,完成了自己第一部完整小說《緬甸歲月》,以及兩篇散文《射象》和《絞刑》。本文試圖通過奧威爾的這三部作品分析緬甸之旅對他寫作生涯及生活的影響。

一、必然的選擇

奧威爾的緬甸之旅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的家庭有著很深的東方背景。他的祖父是一名牧師,在印度待過十年,從事傳教工作;他的父親一生都在印度為英國政府工作;他的外祖父母是法國人,在緬甸經商,長期定居於緬甸。奧威爾自己則出生在孟加拉的莫迪哈尼,屬於英屬印度一個偏遠的小鎮。因此,當奧威爾從伊頓公學畢業,並拒絕繼續讀書時,繼承家族傳統去緬甸工作,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奧威爾在寄宿學校裏度過的童年時光在他的性格上留下了很深的創傷。他悲觀,壓抑,對自己缺乏自信。同時,學校和同學的勢利也讓奧威爾對英國社會失望。他寫道:“我想在世界史上,從來沒有哪個年代單純的金錢財富的庸俗會如此刺目,如此的不加掩飾”。“金錢崇拜完全是不假思索的,沒有心理上的內疚”。[2]48去東方,無疑是逃離英國社會的最好方式。

奧威爾選擇去緬甸工作,除了家庭的熏陶外,還受到當時社會氛圍的影響。19世紀的英國社會正由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對海外殖民者的掠奪加劇,成為名副其實的“殖民地帝國”。歐洲的白人普遍認為有色人種愚昧未開化,將殖民行為視為對他們的引導和拯救。吉卜林就寫了《白人的負擔》,號召英國的年輕人為帝國服務。作為吉卜林的崇拜者,因此,滿懷激情的奧威爾毅然踏上了東方之旅。

二、批判大英帝國罪惡的載體

奧威爾出身於英國上層社會中產階級,但他的家庭卻經濟拮據,缺乏足夠的財力維持它的地位。因此,在攀比之風盛行的寄宿學校裏,童年的奧威爾深刻體會到了階級的差距,並在今後的一生中都對上層階層充滿仇恨和厭惡。當他在緬甸親眼目睹殖民者們對被殖民者的欺壓後,更能夠對這種被壓迫的情感感同身受。他將緬甸之旅作為載體,在作品中揭示帝國主義的罪惡,並對被壓迫人民表示深深的同情。在《絞刑》裏,他描寫了絞死一名印度囚犯的過程。當這名囚犯側身避開地上的一窪水時,原本和周圍人一樣麻木冷漠的敘述者突然意識到,他正在目睹一場生命的流逝。“他和我們都是一起同行的人,看到的、聽到的、感覺到的、了解到的都是同一個世界。”[2]88

帝國主義不僅傷害了當地人民,同時還給殖民者帶來了無法治愈的身份焦慮。賽義德認為,在殖民話語這一權威體係麵前,“做‘白種人’是一種非常具體的存在形式,一種把握現實、語言和思想的途徑。它使一種特定的風格得以產生”。[1]120簡單來說,在殖民地白種人不再單指某個人種,更加像是一種承載具體含義的符號,所有人都必須在這個符號下俯首稱臣。《射象》便是個很好的例子。主人公“我”為了維持白人身份,在當地人麵前展示作為統治者的力量,不得不舉起象征帝國主義權威的來複槍,射殺了這頭大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