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平常人常說“看景不如聽景”，遊園若沒有導遊指點，常有漫不經心、熟視無睹的奇景過眼不見。導遊的說辭，乃是先人潛心推敲無數次、才品味出的“心得”，他的潛心品味，使之出神入化，升華到“形而上”的境界。不同的境界，當然會得出不同層次的體味；常人若要進入“高人”的境界，當然需“過來人”點化。此即是：品鑒高端神品茶器，必先得焚香沐浴、化入境界，別有用心、尋蹤求源，虔誠悟道、推敲琢磨。尤其是，今人若追隨前人意念，又須知曉時過境遷，意識演變；若不先設身處地、修身養性、發古人之幽思，則品味的結果，不但無法企及，還可能南轅北轍。
今人審美的浮躁理念，難得宋人審美的“道學”取向與情趣，喜好花花綠綠、直白的紋飾表達。那麼，若按今人的審美理念，就會臆造出粗俗的、豔媚的贗品、仿品。我一直認為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的“曜變天目盞”，過於花俏時尚！與宋徽宗倡導的“鬥試茶、茗戰”的道家哲思不能媾和；亦與日本桃山時代（16、17世紀）、江戶時代（17、18世紀）茶道鼎盛期所追求的古拙、簡素、幽寂、原始的精神享受格格不入。宋人吉州窯茶盞的佳勝之作——木葉紋盞，僅是以殘餘脈絡的枯葉為飾，它隻為烘托一種心境，構成一種輪回的聯想，體現一種參禪情趣，而絕不能過於奪目耀眼。
道家以為：“萬變不離其宗”，“宗”者，意即突出的主題隻能是一個。茶和盞，“茶”是宗主，必須合於紅花與綠葉的主次關係；“盞”不以美不勝收為最，“盞”在體現其神妙之處時，必須與“鬥試茶”的過程發生密切關係，否則自成一體、喧賓奪主，則“鬥”的主題，是“盞”而非“茶”了。那樣，流傳至今的就不是“鬥茶”，而是從其分支出的“鬥盞”一脈了，豈不添亂乎。
“瓷文化”有別於“茶文化”，它的最高成就應產生在那些仿金銀器、青銅器的“陳設瓷”中，它能獨立地表現瓷的藝術、瓷的文化；而“建盞”則是在“鬥茶”中興起的一種用具，僅僅是隨“鬥茶”而不是隨“飲茶”應運而生的；沒有鬥茶，就沒有建盞的脫穎而出，更何談“天下第一名碗”？宋人的“茗戰”結束，建盞便喪失了市場，建窯也就衰敗了。品鑒建盞，離開“鬥茶”的曆史背景、意識形態，奢談什麼色彩藝術、美學感受，那是今人一相情願的自說自話。
此盞，在室內一般光線下，看到的僅是發散不均勻的“黑兔毫”；細辨是柿釉“黑油滴”；豔陽強光下迎光側視，在柿釉部分則可見隱匿的斑斑“銀星”；再細品，又幻化出神秘莫測的“朱地灑黑漆、飛銀星”的“漆器”效果（宣德爐效果）。此乃三環境、四情景、四層次、四境界。
最後，一盞雖已三色，但仍不失其莊穆、冷峻的內斂之風、皇家氣象，兼有“大隱”回味之悠長。吾以為此盞的冠名應為：“宋福清窯柿釉黑油滴灑銀星鑲銀口盞”方能總括其精要。其燒造者盡得宋徽宗“鬥茶、茗戰”之理念、哲思；用心良苦，參禪悟道，大隱於朝。
可惜其盞未貢、其誌未彰，汴途（隋唐大運河在史書上被記為汴河、汴水）夭折，未垂青史，遺恨之至！
編輯：沈海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