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其實是木本植物，屬錦葵科，它在熱帶可以長成一棵樹。但既然成了樹，就失去了生產棉花的經濟價值。人工栽培棉花是取其經濟價值，要它的種籽，也就是附在種籽外的纖維——棉花，樹就沒有這種價值了。但某省農科院在1958年就種了兩棵棉花樹，在棉花的周圍，用玻璃造成像溫室的一個玻璃亭子，取名棉花王1號、2號。棉花樹基部直徑達15厘米，但沒有幾朵棉花。把棉花栽成了樹，那還了得。此消息一下驚動了北京，中央一位主要負責人特地趕來參觀。因此棉花王的名氣一下傳了開來，農科院門庭若市。他們都有一種奇想，將來不要每年都種棉花了，隻要種一次成了樹，年年都可以摘棉花。
在“破除迷信”的口號之下，許多科學“奇跡”被創造出來了。河北省圍場縣二道彎子鄉六女家畜改良站，經過8晝夜奮戰，首創一隻公羊與4120隻母羊配種的記錄。其主要經驗是用人為的辦法刺激母羊發情，具體做法是大量注射孕婦尿、發情母羊粘液，或將發情母羊的黏液塗抹在未發情母羊臂部，引誘公羊刺激母羊，對公羊的精液用葡萄糖、蒸餾水等稀釋。這隻公羊也就成了世界上“子女最多”的公羊了。
也有頭腦清醒的科學家
在大躍進運動中，並非是所有科學家都頭腦發熱，有些科學家隻不過在那種狂熱環境下被迫講了一些緊跟政治形勢的話、辦了一些違心的事。而有些科學家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始終堅持真理，敢講真話，維護了科學的尊嚴。
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羅宗洛，認為當時報紙上公布的水稻、小麥單季畝產幾千斤、一萬斤、幾萬斤等是不可信的，並且不同意研究所有些人士提出的放棄植物生理學研究工作，去總結這些不可靠的高產經驗的主張。他的這些意見在研究所內引發激烈爭論。作為一個研究所的所長，他被貼了一百多張大字報，對他的批判大小會持續不斷，如狂風驟雨一般。但羅宗洛沒有被壓服，一直堅持實事求是、據理力爭。上海分院某領導人隻好動員羅宗洛的好朋友朱洗，向他轉達警告：這是黨的政策與路線問題，不是一般的農業生產問題，就此收場，不可頑抗到底。羅宗洛隻好不再申辯了。他保持沉默，但拒不承認自己在這件事上有任何錯誤。
1956年元月正式通過的《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將麻雀與老鼠、蒼蠅、蚊子一起列為必除的“四害”，規定從1956年起分別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內基本上消滅包括麻雀在內的“四害”。許多科學家頂住巨大的壓力，坦陳麻雀不是害蟲，不應消滅。中科院實驗生物研究所的朱洗以曆史為例，說明消滅麻雀的危害。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討厭麻雀，在1744年下令懸賞消滅麻雀，一時間普魯士的麻雀幾乎絕跡。但不久就發生大規模蟲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並從外國運來麻雀。但是，這些生物學家的反對意見毫無作用。1958年，在“大躍進”的高潮中消滅麻雀的運動也進入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從3月到11月上旬，８個月的時間內全國捕殺麻雀19.6億隻。不過，“懲罰”自然之後，必然要受自然的“報複”。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樹木發生嚴重蟲災，有些地方人行道上的樹葉幾乎全被害蟲吃光。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所所長朱洗、中國科學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員馮德培、張香桐等科學家強烈要求為麻雀“平反”。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就麻雀問題寫了一份報告，說：“科學家一般都認為，由於地點、時間的不同，麻雀的益處和害處也不同；有些生物學家傾向於提消滅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兩天後，毛澤東批示：“張勁夫的報告印發各同誌。”1960年3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為麻雀平反：“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蟲’。”到了40年後的2000年8月，在國家林業局製定的《國家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中，麻雀被列為國家保護動物。
麻雀的劫難終於結束，但是，在幾年後開始的“文革”之中，這些為麻雀鳴冤的科學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造反，反對“大躍進”、反對最高指示等等罪名，受到殘酷迫害。朱洗先生在1962年已經病逝，但此時仍被扣上許多罪狀，竟受到砸碑掘墳、曝其屍骨的“嚴懲”！直到1978年11月，朱洗才被重新安葬。
作者單位：湖北美術學院 責任編輯：翁澤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