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9年，國民黨退居台灣，在政治上失勢的陳立夫攜家移居美國，並在那裏辦起了養雞場。1960年，受市場變動影響，陳立夫苦心經營的養雞場倒閉，轉而在朋友幫助下在普林斯頓大學噶斯德東方圖書館找了一份整理中醫書籍的工作。該圖書館創始人噶斯德是一個猶太商人，早年患有眼疾，遍尋世界各地名醫醫治都沒有效果，後來有幸被中國河北定州的眼藥治好，因此對中醫頗感興趣，這些中醫書籍都是他後來收集的。本來就對中醫感興趣的陳立夫經過對中西醫治療不同方法的研究，做出中西醫對照的整理方案，尋找中醫科學化的道路。雖然此事因同事的阻撓而未果，但正是這段經曆，更加堅定了陳氏發揚中醫學的責任感和信心。
1969年，陳立夫應蔣介石邀請回到台灣定居。3年後，由於“中國醫藥學院”內部中西醫之間矛盾激化，蔣介石請陳立夫前往主持校務，開啟了陳立夫晚年弘揚中國醫學的步伐。到任後，陳立夫首先主持改組董事會，選定的15名董事中有10名是中醫，對中西醫比例的安排契合了中醫學院以中醫發展為本位的主題。隨後，陳立夫擬定了辦學宗旨和16條教育方針，製定了中醫學係課程表，並聘請香港的名中醫來校任教和編寫中醫教學書籍。為促進中醫學體係的科學化，陳氏與“考試院”交涉，確立了中醫師執照考試的相關規定。1972年8月，學院成立針灸研究中心、抗癌研究中心及“中國藥材研究中心”。到1988年9月，該校已形成從學士、碩士到博士的完備的中醫學習教育體係。在硬件設備方麵，考慮到學院沒有自己的教學醫院，他親自請求“總統”蔣經國給予支持，蔣即撥專款用於建設教學醫院。1975年，基礎醫學大樓建成，並成立了多處實驗室和研究室。5年後，台中的“中國醫藥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建成，這是台灣第一所正規的中醫院。自從陳立夫接手中醫藥學院之後，台灣的中醫藥事業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新景象。
陳立夫擔任台灣“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三十年，不僅對醫學院傾注了精力，更成為台灣中醫學界的領軍人物。1990年代，已經90多歲高齡的他還時常現身為中醫做宣傳。他表示：自己雖然身患30餘年的糖尿病，但仍然依靠中醫的治療方法和按摩方式使病情得到了控製，才有如此健康長壽的身體。他飽滿的精神、強健的身體儼然是台灣中醫的“活廣告”，被譽為台灣中醫中藥事業的“守護神”。
陳立夫對中醫文化有很深的感情，在文章和談話中極力證明中醫的科學性，維護中醫的地位。1970年，他在《我的信仰和希望》一文中提出：“我是采礦工程師，對於科學並不陌生。我深惡不學而好武斷的人，所以我反對對於未讀過一本中醫藥書籍的人，就一口認定中醫為‘不科學’。科學必定依據事實，無事實而遽做結論，其本身頭腦就是不科學的。”正如陳氏在題寫的一段話中所表達的那樣：“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雖能必謙，然後學問日有進步。今有若幹西醫，對於中醫之學理與療法一無所知，而竟以‘不科學’三字抹殺一切，不亦狂妄之甚者耶？”
三
在弘揚中醫方麵，陳立夫為海峽兩岸中醫學的交流做出了貢獻。1980年代，隨著兩岸關係逐步緩和，中醫作為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載體，自然就成為加強大陸與台灣地區文化和醫學交流的紐帶。1988年，福建中醫學院在舉行三十年校慶的同時召開了第一屆“海峽兩岸中醫藥學術研討會”。就當時海峽兩岸中醫學的發展狀況來看，如若能夠得到陳立夫的認可和支持，必將使得這次的交流會事半功倍。於是，時已退休的前廈門大學校長、著名的細胞生物學家兼福建中醫學院名譽教授的汪德耀老先生親自寫信，誠摯邀請陳立夫為該院的紀念刊物題寫賀詞，並委托香港《萬人日報》董事長朱伯舜先生代為轉交。陳於11月17日收到汪老先生的來信，當夜即複信，並附上他的論文《中醫之理論基礎》，希望能在大陸予以發表。
朱伯舜收到這封信後，即刻轉交給正在香港訪問的汪德耀老先生。汪先生甚為欣喜，訪問還未結束，即搭乘飛機返回廈門，將陳立夫的回信轉交給福建中醫學院。該文刊出後引起了中醫學界的巨大轟動，研討會及陳立夫的回信一並被《中醫報》評為當時全國的十大中醫新聞。該次研討會是海峽兩岸中醫藥雙向交流的重要突破，陳立夫及其來文也作為促進兩岸中醫共同發展的見證載於史冊。
陳立夫的一生都與中醫有著不解之緣。我們不可否認的是，陳氏不隻是一位政治家，同時也是具有淑世情懷的社會活動家。對中國傳統醫學的深厚情感，使他的一生都在為中醫藥事業的繼承和發展殫精竭慮、樂此不疲。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
責任編輯：翁澤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