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人物
75歲的白先勇從遠處走來，禮節性的問候中帶著昆曲生旦亮相的雅致，黑色唐裝大滾大鑲著雲紋袖口，這些細節讓人想到他全球巡演的《牡丹亭》。但是，這次他要談的不是昆曲，而是他的父親白崇禧，一位在曆史的迷障中有著多重影像和毀譽的軍人。
1987年，50歲的白先勇再一次踏到上海的土地時，距他離開這裏，已過去了38年。這一次回到大陸，他尋找到了1945至1948年隨父親來滬時住過的三處舊居；他看了昆劇《長生殿》；他寫出一篇不同於以往小說創作的文字《驚變》，分別刊載於台灣當年12月號的《聯合文學》和次年上海《文彙月刊》元月號；他成為1988年《文彙月刊》元月號的封麵人物。
《驚變》的文字，在1988年初入中國讀者的視野，猶如一場“驚豔”——離開革命文學體驗不久的大陸讀者當時正處於傷痕文學閱讀中。
25年前的上海之行，開啟了白先勇後半生的兩項使命。拯救和推廣昆曲，以及，為父親寫一本書。
為父親寫書
白先勇為自己的父親白崇禧所作的書寫了大約十年，在海內外多次被媒體問起，什麼時候收官，是否已能出版。
可是，由於每遇到一點新的資料，就要納入其中，所以在《養虎貽患——父親的憾恨》《白崇禧將軍身影集》都陸續麵世後，這部一再被人問起的傳記還在不斷地修改中。以至於動筆的確切時間，白先勇已經不記得了。
為父親白崇禧寫一本書的想法，最初產生於1990年代初。
台灣“中央研究院”的出版物中稱曾經為白崇禧做過128次口述（白先勇記憶中是132次），最後一次口述是白崇禧去世前8天，這些內容就是曆時4年記錄下來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這部口述曆史由於白崇禧的猝然離世而中斷，“很重要的國共內戰還沒講到，他就走了，民國史因為兩岸政治立場不一樣，很多都被曲解了”。
“這是一部不完整的曆史”，白先勇說。國內戰爭年代中的許多曲折，國軍在抗日和內戰中的一些決策還沒有從白崇禧的視角表現出來。國軍的這位悍將非常特殊，他一邊是蔣介石“四一二”清黨的執行者，還跟共產黨打過內戰；一邊又同蔣介石有矛盾，北伐勝利後桂係跟蔣係打了7年仗，白崇禧曾被迫流亡安南（今越南），1936年還策劃過“倒蔣”；盧溝橋事變後第7天，卻被蔣介石的專機接到南京，參與抗戰。
“北伐之後我父親的許多動向，都與後來的曆史走向有關，但是有很多時刻，這邊也不講、那邊也不講，很重要的曆史時刻被埋沒。”
對於“四平之戰”，國民黨初到台灣時也總結過，但是作為曆史不再講了。白先勇為了作傳曾走訪過當年的一些將領，他們也說這場戰役“關鍵哪！關鍵！”可就是沒人敢寫，也沒人檢討過。白崇禧也向白先勇多次講到這場戰役。所以，白先勇認為“這一類事情，我該寫出來，因為別人不知道”。
為何要給自己的父親立傳，白先勇認為不僅白崇禧的口述曆史不完整，而且由於曆史的原因，兩岸對白崇禧的曆史記載都有不公允之處。
“如果有個完整的口述傳記，我就不會想到作傳了，寫寫回憶就可以了。但我父親還沒有一本信史。”白先勇說。
不為親者諱
白先勇和父親在台灣一起生活了11年，交流最多的時期，是他在台灣大學讀書的那幾年。白崇禧晚年，經常向已經二十多歲的白先勇，提到一些他對外不會說得太多的話。白先勇說，1946年的“四平街戰爭”(大陸稱“四平戰役”)、“徐蚌會戰”(大陸稱“淮海戰役”)，是父親跟他講得最多的。
白先勇多次聽到白崇禧講述他與林彪、劉伯承的數次交鋒，雖然那個時候年輕的白先勇還沒想到要拿筆記錄下來，然而正是這些講述，在幾十年後，使他決定要為父親全麵地寫一本書。父親的戰爭記憶給白先勇留下這樣的印象：“父親從來沒敢低估共軍”。事實上，也的確有人將國民黨的白崇禧和共產黨的林彪作過比較，將他們並提為國共“戰神”。林彪對蘇聯《真理報》說過：“我認為在國民黨軍將領中，白崇禧是最有才幹的。”
因此，白先勇書寫的這本傳記更多的是從白崇禧的視角和觀點出發的，寫白崇禧的記憶和觀念中的真相。
白先勇不是史家，他為父親立傳或者書寫父親的一生，一方麵是根據自己對白崇禧的了解來寫，這種了解來自真實的生活，包括白崇禧在生活中不為人知的一麵。尤其是在台灣時期，生活在情治人員視線中的白崇禧，有別人看不到的苦悶。另一方麵他也查閱白崇禧各個時期留下的文獻。
閱讀各種版本的《白崇禧傳》是白先勇必不可少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