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G20外，聯合國、東亞峰會、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組織也都將應對金融危機作為重要議題，要發揮國際多邊合作舞台的作用。而在這些國際組織中，發展中國家都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其中絕大多數又都屬於非極力量。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早就受國際社會關注的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也在這一年舉行了首次峰會，從而催生了一個新的國際組織。金磚四國峰會表明，新興經濟體或“非西方”大國在經濟、政治實力上升的同時，也開始加強相互之間的協調、合作，從而形成合力，增強它們的總體實力。
除了應對金融危機外，在其他全球及地區安全問題上，國際社會也加強了合作。其中應對氣候變化最引人注目。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全稱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15次會議”)，曆時兩周多，花費巨大。本身就造成大量的碳排放，然而卻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主要原因在於世界不同類型的國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利益差異太大，難以協調，尤其是在這個問題上負有主要責任而又想發揮主導作用的發達國家，沒有誠意盡自己應盡的責任。然而，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也並不是完全失敗的，畢竟世界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大方向和主要原則上還是達成了共識。哥本哈根共識表明，在氣候變化這個有可能使全人類麵臨滅頂之災的威脅麵前，世界各國還是願意進行合作來共同應對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根本途徑就是加強國際合作，舍此別無他途。對西方發達國家來說，不同發展中國家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於緣木求魚。
在涉及世界多數人利益的其他全球性問題上，比如反恐、防止核擴散、打擊海盜、維護能源安全、應對甲型流感、維護地區安全等，已有的國際合作仍在繼續，有些還得到加強。這些合作也有利於多極和非極力量的發展。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的變化都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世界格局轉型也是這樣。2009年的世界格局能發生這樣大的變化，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考察曆史，可以發現，上述三個趨勢其實早已存在的，隻不過是在當前的國際大合作中進一步強化。
二戰後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一大批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應運而生，這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格局。冷戰後，第三世界進一步壯大，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不斷增強。最突出的表現是在聯合國改革上，發展中國家堅持維護自己的利益，取得很大的成功。2005年是聯合國的重要改革年，改革的一項重要成果就是9月份聯合國首腦會議通過的《成果文件》c在《成果文件草案》的起草過程中，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同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了激烈的紛爭，目的是爭奪對聯合國改革和國際秩序發展的主導權。《成果文件草案》出台一波三折，幾易其稿，險些流產，直到最後一刻才敲定。之所以如此，就是由於有關各方立場差別太大。最後通過的《成果文件》雖然是各方妥協、博弈的產物，但發展中國家略占上風，其根本利益得到維護。根據《成果文件》而於次年成立的人權理事會，基本是按照發展中國家的意願建立的，而美國則因對該機構的設置方式不滿意而沒有申請參加。在人權理事會中，發展中國家占多數，西方發達國家無力操控。在2008年3月25日人權理事會第7次會議閉幕當天，美國和歐盟等相繼提出中國西藏發生的所謂“侵犯人權問題”，但遭到多數成員的抵製。對此，西方國家雖然感到惱怒，但無可奈何。發展中國家政治影響增大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以它們為主體的地區性國際組織的出現和發展。非洲聯盟、東南亞國家聯盟、石油輸出國組織、阿拉伯國家聯盟等沒有發達國家參加的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在2005年安理會改革過程中，非洲聯盟堅持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對杯葛日本、德國主導的四國聯盟提案起了關鍵作用。在那些有發達國家參加的組織中，發展中國家的作用也趨於增大。2002年4月12日委內瑞拉發生政變，反美的查韋斯政權被推翻，美國有心支持新政權，但是美洲國家組織除美國外的所有成員國都立即執行了2001年9月11日通過的《美洲民主憲章》，對發動政變者進行譴責，不承認它具有合法性，迫使政變流產，民選的查韋斯政權重新掌權。
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亞洲曾是落伍者，並因此成為任歐美宰割的羔羊。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擺脫歐美欺壓的國家，然而它很快加入了列強的行列，同它們一道欺壓其他亞洲國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大批亞洲國家爭取到了民族獨立，中國還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獲得了獨立自主地位的眾多亞洲國家，奮發圖強，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先有東亞四小龍的崛起，繼之是中國的崛起。與日本照搬歐美模式不同的是，中國和其他許多亞洲國家是走自己的路，堅持“亞洲價值”。亞洲崛起是20世紀後半葉國際政治中的一件大事。盡管20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重創一些亞洲國家的經濟，遲滯了其發展，但並未從根本上逆轉亞洲崛起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