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
文學評論
作者：劉丹丹
摘 要：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在社會意義上濫觴於屈原，而司馬遷則將其係統地闡發了出來。從此，對後世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的主要內容有三個方麵，一是在專製製度之下，知識分子缺少或不能實現話語權的情況之下，他們極需一個出口，將自己心裏想要表達的都寫出來，不吐不快。二是緩解鬱結情緒。三是他們所抒發的憤懣之情，不是個人的小情緒，而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總結過去，警示現在，展望未來的作用。
關鍵詞：司馬遷；“發憤著書”說
司馬遷，字子長，童年時“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向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向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20歲之後用了三四年的時間乘船車在各地遊學。梁啟超稱司馬遷為“史界太祖”，魯迅評價《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這樣寫道：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誌之思也。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止。
《報任安書》中，司馬遷曰：“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在《屈原賈生列傳》、《虞卿列傳》等篇司馬遷對此還反複作了補充。司馬遷在文中寫到的個別例子，雖然不符事實。但是他揭示的“發憤之所為作”的著書精神卻是正確而深刻的。
司馬遷首次具體、明確、係統地闡述了“發憤”的內涵是“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由此，可以知曉“憤”是指心中鬱結難抒的一種心理狀態。關於因鬱結難抒的心理狀態而通過文學作品抒發情感的現象，在《詩經》中就已經出現了。如《魏風·園有桃》中的“心之優矣，我歌且謠。”這句話意思就是說作者唱歌謠的目的是用來抒發自己心中的憂愁的。然而這隻是一種自發的感性的認識，還沒有上升到自覺的理性的看法的高度。真正達到自覺的理性看法的高度的是孔子“詩可以怨”的觀點。在《論語·陽貨》篇中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從這一段話，我們可以得出“可以怨”是詩的作用之一。漢代學者孔安國注為：“怨，刺卜政也。”《論語·述而》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朱熹《集注》釋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孔子所說的“發憤”就是指努力克服困難來解決心中的憋悶從而達到心情舒暢的目的。孔子的“憤”還不具有社會內容，但是在心理狀態上則契合了屈原的“發憤抒情”說。屈原在《九章·惜誦》中曰：“惜誦以致湣兮，發憤以抒情。”在《離騷》中曰：“懷朕情而不發兮，餘焉能忍與此終古？”朱熹《楚辭集釋》曰：“憤，懣也；抒，挹而出之也。”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傳》中說：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偏之蔽明也，鄧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擾離憂也。……屈平正道直行，揭忠盡職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類。信石見提，，忠而被詩，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由此，可以看出屈原的“憤”和孔子的“憤”既有聯係也有實質的區別。屈原的“憤”即“憂愁幽思”或“怨”，被賦予了社會內容。
司馬遷是第一個對屈原及其作品作出公正客觀評價的人。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還提到：“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誌，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嚐不垂涕，相見其為人。”他對屈原以及他的作品的感同身受，是與他本人的遭遇密切相關的。司馬遷年輕的時候也是懷揣鴻鵠之誌，要做一番於國於民有益的功業。在《報任安書》裏，司馬遷曰：“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然而，因為漢武帝偶然問了他對李陵之事的看法，而司馬遷又因為心懷縱橫家在春秋戰國時期遊說諸侯王以達全麵而自由地發展自我的情懷和理念，被漢武帝認為司馬遷表麵在陳述李陵之事，實則在諷刺自己，於是將他下獄處以死刑。因為家裏沒錢又無人借錢給他，而他還有《史記》沒有完成。所以忍受著極大的心理折磨接受了腐刑。從此以後“腸一日而九迥，居則忽忽若有所失，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他不斷地發出“是餘之罪也夫！是餘之罪也夫！”的哭喊，在極度的悲憤中，他曾想過“引決自裁”，但為了完成《史記》，“隱忍苟活”著。為了完成自己和父親的理想，他展現出了像屈原一般“雖九死未悔”的精神，他以“隨世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報任安書》）的態度，“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慣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債，雖萬被戮，豈有悔栽！”（《報任安書》）所以，司馬遷的“憤”與屈原的“憤”是一脈相承的。最終，在“發憤著書”思想的指導下，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終於完成了《史記》這部為萬世立法的偉大的曆史著作。通過司馬遷發憤著書的過程，我們可以大致總結出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