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對中國文化出路的探尋與思考
曆史哲學
作者：唐春玉
摘 要：新儒家的領袖人物唐君毅，在強烈的民族危機意識的刺激下，構建了自己涵蓋著尋覓中國文化出路的中西文化觀。他深刻地剖析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特征，認為中國文化的根本出路必須在以中國文化精神為根基基礎上，吸收西方文化的實踐理路，並以此成為他的文化踐履導向。
關鍵詞：新儒家；唐君毅；中西文化觀；文化出路
近代以來的民族危機使儒學的權威麵臨前所未有之挑戰。儒學在麵對民族危機的無能和敗績，致使一大批的仁人誌士轉而在儒學之外尋求擺脫民族危機、複興中國的良方。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大力提倡民主與科學，全盤西化，全盤否定中國文化。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儒家賴以生存和傳承的基礎和土壤，迫使儒學喪失了統治地位。五四以來，然而，除了強烈的反傳統的主流思潮外，也有一部分頭腦清醒的學者意識到西學並不是百利而無一害。梁漱溟說：“從他那向前的路一味向外追求，完全拋棄了自己，喪失了精神；外麵生活富麗，內裏生活卻貧乏至於零。”[1]p505唐君毅是一名民族文化本位論者，他從梳理中國文化精神的基本內涵出發，進而論證他的中西文化觀，從而思索民族文化出路，回應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形成的毀滅性衝擊。
唐君毅先生在他評論“中西文化、重建人文精神人文學術，以疏通當前時代之社會政治問題之一般性論文”的合集，如《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人文精神之重建》和《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的著述中，他對於中西文化的基本特點以及中國文化的缺失問題，均提出了自己的建樹。具體而言，中國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主要為：
天人合一。唐君毅指出：“孔孟之精神，為一繼天而體仁，並實現此天人合一之仁於人倫、人文之精神。由孔孟之精神為樞紐，所形成之中國文化精神，吾人即可說為：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於人性、人倫、人文精神仁道。”[2]p478又說：“餘以中國文化精神之精髓，唯在充量的依內在於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蓋自然與人生，普遍化此仁心，以觀自然與人生，兼實現之於自然與人生而成人文。”[3]p7唐君毅認為人之所以為善的根據在於天道，即“德”，但是天道並不是人不能觸及的，它流行在人的人性之中。可見唐君毅傳承的是心性之學，即天人合德之學，此心性之學“通天地、成人格、正人倫、顯人文”。[4]p478
理性實踐精神。本體境界是產生於對某種自然狀態的超越，在新儒家看來，這種超越不是通過理智分析能實現的，而必須依靠與人的道德實踐融為一體的理性精神。隻有通過道德實踐，道德良知才能成為“真實的呈現”，從而顯示“其本身的絕對必然性”。他認為中國文化的最高精神，就是內在超越的實踐理性精神。這種精神顯然要以理性為指導，在道德實踐中實現道德理想。
道統觀念。唐君毅認為，中國文化的性質就是“一本性”，就是說中國文化在本源上是一個文化體係。因為中國文化的一脈相承，涵養了中國文化的寬容性和統攝性。這是較西方文化而言的無比優越性，所以中國曆史上未發生過文化衝突之事，而西方卻常常發生。
由此，中國文化的精神是決不能否定的。第一是勢上不能。中國文化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不是誰想否定就能否定得了的。第二是理上不能。外來文化必須在中國紮根下來，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才有可能顯示其力量。第三，義上不能。近百年來的社會問題，是中西文化雙方碰撞的結果，責任是雙方的，不能歸罪於中國文化。所以中國文化精神，從勢上、理上、義上都不能被否認。
關於西方文化的精神，唐君毅概括為四點：一是向上、向外的超越精神，肯定在人之上、人之外的超越的理想、超越的實在；二是理性客觀的求之精神；三是尊重個體自由意誌的精神；四是學術文化多途的多端發展的精神。實際上唐在這裏揭示了西方文化精神的四點內容體現在兩個方麵：即體現在希臘、羅馬和中世紀文化中的追求、向往超越現實的宗教精神，以及體現在近代文化中的探求自然之理、改造自然世界以滿足人的生存需求的精神。通過對中西文化精神的梳理，唐君毅更進一步指出中西文化的差別，主要是：中國文化重人，西方文化重物；中國文化重道德和藝術，西方文化重科學和宗教；中國文化重人倫關係，西方文化重個人自由；中國文化重統緒，西方文化重分殊。他認為中國文化是“自覺地求實現的，而非自覺地求表現的”。西方文化則是“自覺地求表現的，而未能真正成為自覺地求實現的”。這種“自覺地求實現”和“自覺地求表現”在唐君毅看來，是中西文化差別的集中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