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農業人口約占中國總人口的80％以上，迄今為止，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依然是亟須解決的頭號難題，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之一。但討論曆史上安昌的農業人口，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幾乎沒有任何統計資料存世，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才有了第一份關於耕地、勞動力、收入的統計資料。當時，該鎮耕地23880畝，其中糧食耕地21227畝；農業人口19011人，農村總勞動力8804人，其中農業勞動力（指在農田裏直接參加勞動者）8671人，占總勞動力的98.4％；糧食畝產0.298噸，總產6328噸，人均口糧0.201噸；總收入174萬元，其中農業收入168萬元，除去各項支出、國家稅收、集體提留，農民實際所得74萬元，人均收入38元，一般農戶僅分得口糧和稻草。而據上引統計資料顯示，10年前的50年代初，安昌農業人口949戶，若以中國傳統後期家庭規模戶均5口左右估算，農業人口4745人，60年代初是50年代初的4倍。根據這一變化，是否可作如下推論：其一，安昌曾是紹興重要的棉花種植區，至1919年，仍有植棉地19000畝，但因鎮域多次調整，多數植棉地被劃歸蕭山，至50年代初，僅剩植棉地2208畝，依賴植棉為生的農戶也隨之劃歸蕭山，人數大幅度減少，可惜具體數字不詳；其二，由於植棉地大量劃歸蕭山，50年代初僅剩2208畝，植棉農戶相應減少，故將4745人視作主要依賴耕地尤其是糧食耕地生存的農業人口；其三，棉業不僅是安昌的支柱產業之一，而且棉業之興也帶動了其他工商各業的發展，市鎮經濟繁榮。無處不在的商機，吸引著周圍農村剩餘的勞動力與窮苦潦倒乃至破產農戶紛紛湧入安昌，或成為小商小販，或充當雇工腳夫，或加工農副產品。但離鄉不離土，仍與土地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市鎮經濟繁榮，即從事副業；市鎮經濟衰退，便回家務農。在事實上，安昌棉業與其他工商各業衰退後，在鎮上討生活的大量農戶被迫回歸土地，這也是50年代後當地農業人口快速攀升的原因之一。
工匠：如前所述，安昌的手工業在經濟結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份額接近1/4，從業人員較多。抗日戰爭前夕有241戶，1949年前後有325戶。從總體上看，這些手工業作坊規模普遍不大，資金一般在數百元之間，少者三四十元，雇工一般數人。而竹業、竹器業、鐵器業、銅錫業等行業則規模更小，基本不用雇工，作坊主即工匠，屬個體勞動者。
商人：中國傳統社會曆來重本抑末，商人被毫不留情地列於“四民”之末，地位低下。然而，至明中葉以來，因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從事商業的利潤已明顯高於農業，不少士紳遂改變了過去對商人賤業的看法，轉而從事商業，“雖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賈遊於四方”。士商、官商合流；而大量農戶或因失去土地，或為貼補家用，亦試做小本生意，或憑一技之長，以求生活小康，張瀚曾說：“自昔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工於器者，終日雕鏤，器不盈握，而歲月積勞，取利倍蓰。工於織者，終歲纂組，幣不盈寸，而錙銖之縑，勝於尋丈。是盈握之器，足以當終歲之耕；累寸之華，足以當終歲之織也。”因此，不少市鎮從事商業的人口大幅度增加，地位也相應地有所提高。
安昌的商人群體大致有三個層次：其一，富商大戶，以顧、婁、徐、方等姓為代表，資金均在10萬以上（富商大戶的討論詳見本章第三節）；其二，一般商戶，分作住商與行商兩大類，前者又分生活用品類、副食品類、飲食服務類3類，據不完全統計，1949年前約有342戶；後者稱“跑單幫”，從業人員以杭州、上海失業回鄉者居多，經營地點包括錢塘江上遊、杭州、上海、江西、安徽等，經營品種包括輸出土布，輸入百雜貨、土特產，因無營業場所，加上流動性大，從業人員很難估計，1951年登記時，分3組，有27人，但實際人數可能多得多；其三，小商小販，分作固定攤販和流動攤販兩大類，前者主要經營糧雜（種子、雜糧、飼料）、熟食（油條燒餅、饅頭印糕）、蔬菜瓜果、南貨（水產、鹹鯗、鹹肉）、糖果炒貨、卷煙、醬酒、油燭、竹器（淘籮、飯架、筅帚）、小百貨文具、舊衣舊貨、理發、小型手工（銅匠、白鐵皮、補鑊修鍋），具體又分兩類：一類經營場所比較固定，一般為家庭式經營，稱夫妻店，家中妻兒老小一起參與經營，很少雇夥計或收容學徒，另一類雖有固定場所，但隨時需要搬遷，尤其是設攤的，早設晚撤，或參與臨時性的交易，如在迎神賽會期間，時間一過，則搬至別處設店或攤；後者主要經營破布換糖，以外鄉人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