鄔先生著有《遊梁草》，又將在田文鏡幕中所撰的公文案牘，彙輯成《撫豫宣化錄》，以田文鏡的名義刊行。這部書被紹興師奉作圭臬。鄔先生沒有妻妾兒女，每天所得的50金，不是賑施貧乏，就是到青樓中追歡買笑，從不留下一文錢到第二天。田文鏡去世後，“鄔先生去大梁，他督撫聞鄔先生名，爭以厚幣聘之”，卻不知鄔先生所在。過了很久，聽說鄔先生已被召入宮禁了。
敘述完鄔先生的故事，可以發現裏麵有很多疑點，比如，田文鏡得寵於雍正，是在他做河南山東總督以前，因受命祭告華嶽，歸京直言山西災情而引起皇帝的注意，並非在任河南山東總督以後；又如，田文鏡做河南山東總督的時間，當在雍正六年（1728）五月，而隆科多事發生在前年閏月；再如，隆科多罪多犯在朝廷京師，外省即使有所耳聞，也不能越俎代庖進行參劾。不過，這也許並不怎麼重要，因為在鄔先生以前，早就有了紹興師爺沈文奎。
沈文奎何許人也？據《紹興縣誌資料》（第一輯）記載：沈文奎，字清遠，為明崇禎會稽邑庠生。家貧如洗，又值世亂年荒，於是北遊滿洲。時滿伐蒙，大營駐磐石，竟投滿營，充教授經年者中文，兼行營文牘。蒙古平定，滿軍凱旋，建都奉天，開科取士，得連捷第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入漢軍鑲白旗籍。
“兼行營文牘”，就是充當紹興師爺之一的奏折師爺。試看沈文奎的作為：
天聰六年（1632）八月，皇太極召見沈文奎、孫應時、江雲深、李棲鳳、楊方輿、高士俊等“江南八九秀才”，賜以肉食，當廷詢問對明講和等國政大事。沈文奎奏曰：“漢人以宋轍為鑒，俱諱言和。雖以聖主好生之意，不忍明國生靈塗炭，欲安息待時，而漢人反以我可欺。邊塞小臣，區區盟誓，安足信哉？但彼既民窮財竭，盜賊蜂起，且去年大淩河陷沒，人人膽喪，當此危急之際，幡然悔禍，則允其和議，實明國之幸也。不然，以聖主之威武，乘中原擾亂之秋，率兵直入，黃河以北，非明有矣。”皇太極頷首稱是，對他刮目相看。
後來，他還提出一些守土治民的策略。
一是提出治國問題。針對滿洲諸多謀臣在治國手段上局限於具體策略而很少觸及根本的情況，沈文奎說：“臣自入國以來，見上封事者多矣，而無一人勸汗勤學問者。臣每歎源之不表，而欲流之不濁，是何不務本而務末乎？”認為皇太極平時愛不釋手的《三國誌》等書，隻不過是“一隅之見，偏而不全”，依靠《三國誌》治國平天下，乃舍本求末也，“汗雖睿智天成，舉動暗與古合，而聰明有限，安能事事無差？”在他看來，真正的治平道路是“微妙者載在四書，顯明者詳諸史籍”。
二是提出人才問題。天聰七年（1633），沈文奎在一次上書中指出：“我國不乏衝鋒破敵，戰勝攻取之人耳，但慮得人得土之後，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守之”，因此，除科舉取士外，還應廣開才路，“汗宜懇切出一明諭，不拘俗類，不限貴賤，不分新舊。令有才能者，不妨自薦，有熟知者，許令保舉”，“實有技能者，更應超錄……奴隸工商，片善必取”，將大批“公足以服眾、廉足以持己、幹足以禦變、智足以燭機，真有撫近懷遠之略者”選拔出來，參與國家政務，如此一來，“天下固無不可為之事矣”。
三是提出禁革措施。順治元年（1644），針對畿南地區所屬府縣仍然沿襲明末舊製，官宦鄉紳之家“優免太濫”，賦稅虧欠者，多向百姓分攤索派的弊端，沈文奎上疏請求“嚴加禁革”，並請整頓驛遞事務，以杜絕“奉差員役需索之弊”。
應當看到，紹興師爺始於明末清初，固然有錯綜複雜的曆史背景，也與明清鼎革之際滿人不熟漢俗、不諳民情、不悉政務相關。《蕙鄉漫錄》就記載了這樣一件趣事：乾隆年間，內務府司員某外任揚州鹽院，時值丁祭，胥吏循照舊例預先提醒主人。某曰：
“何祀？”對曰：“祭孔夫子。”某不解，以問塾師曰：“孔夫子何人也？”師曰：“孔子，聖人也。”仍不解，以問奏折師爺曰：“孔子曾居何官？”奏折師爺曰：“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愈不解，奏折師爺因曉之曰：“即今之刑部尚書兼協辦大學士耳。”某恍然大悟，召胥吏和塾師責備道：“何物夫子？何物聖人？寧孔中堂而不知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