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逸事
大無大有周恩來
梁衡/文
周總理的驚人之無有六。
一是死不留灰。
周恩來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提出死後不留骨灰的人。總理去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風雲變幻的日子，林彪集團被粉碎不久，“四人幫”集團正自鳴得意，中國上空烏雲壓城，百姓肚裏愁腸千結。1976年1月l 5日下午追悼會結束後，鄧穎超就把家屬召集到一起，說總理十幾年前就與她約定死後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當晚，鄧穎超找來總理生前黨小組的幾個成員幫忙，一架農用飛機在如盤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飛，飛臨天津這個總理少年時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著渤海灣飛臨黃河入海口，將那一捧銀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許就是這一撒，總理的魂魄就永遠充滿人間，貫通天地。
中國人和世界上大多數民族都習慣修墓土葬，這對生者來說，可以寄托哀思，對死者來說則希望還能長留人間。多少年來，越有權的人就越下力氣去做這件事。中國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還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過。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又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當然不會為自己的身後事去費許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澤東就帶頭簽名火葬，以節約耕地，但徹底如周恩來這樣連骨灰都不留的卻還是第一人。
沒有灰，當然也談不上埋灰之處，也就沒有碑和墓，欲哭無淚，欲祭無碑，魂兮何在，無限相思寄何處？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個幹淨。生時鞠躬盡瘁，死後不留麻煩。他是一個隻講奉獻，奉獻完轉身就走的人，不求什麼紀念的回報和香火的饋餉。也許隱隱還有另一層意思。以他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君”，他更不願在身後出現什麼“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尷尬。果然，地球上第一個為周恩來修紀念碑的，並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日本。第一個紀念館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鄉。日本的紀念碑是一塊天然的石頭，上麵刻著他留學日本時的那首《雨中嵐山》。
總理的二無是生而無後。
中國人習慣續家譜，重出身，愛攀名人之後也重名人之後。這是一種紀念，一種傳揚。對越是功高德重為民族作出犧牲的逝者，人們就越尊重他們的後代，好像隻有這樣才能表達對他們的感激，贖回生者的遺憾。總理並不脫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紹興祖居，親眼見過抗戰時期他回鄉動員抗日時，恭恭敬敬地續寫在家譜上的他和鄧穎超的名字。他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遺孤，安排撫養。他常說：不這樣我怎麼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征、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子女送到蘇聯好生教育、看護，並親自到蘇聯與斯大林談判，達成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協議：這批子弟在蘇聯隻求學，不上前線（而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有21名犧牲在戰爭前線）。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議。總理何等苦心，他是要為烈士存孤續後啊。子孫的繁衍是人類最實際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輪到總理卻偏偏無後，這怎麼能不使人遺憾呢？是殘酷的地下鬥爭和戰爭奪去鄧穎超同誌腹中的嬰兒，以後又摧殘了她的健康。但是以總理之權、之位、之才和他的傾倒多少女性的風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傳宗接代呢？這在解放初黨的中高級幹部中不乏其人，並幾乎成風。但總理沒有。
總理的三無是官而不顯。
千百年來，官和權是連在一起的。在某些人看來，官就是顯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個對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種對立的形象。但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則隻求不顯。在外交、公務場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最低標準甚至不夠標準的平民。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一次他出國訪問，內衣破了送到我駐外使館去縫洗。大使夫人抱著這一團衣服時，淚水盈眶，她怒指著工作人員道：“原來你們就這樣照顧總理啊！這是一個大國總理的衣服嗎？”總理的襯衣多處打過補丁，領子和袖口已換過幾次，一件毛巾睡衣本來白底藍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紗衣。後來我見過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來的紋路。這樣寒酸的行頭，當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國人。所以總理出國總帶一隻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級的賓館，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員將這套行頭收入箱內鎖好，才許賓館服務生進去整理房間。人家一直以為這是一個最高機密的文件箱呢。這專用箱裏鎖著一個平民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