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們在勸告大家不要亂穿馬路時，總愛宣傳說亂穿馬路危險，指望把人給嚇唬住。上海電視台的公益廣告是這樣做的：一群小鴨子在鴨子媽媽的帶領下過馬路，前麵亮著紅燈，小鴨子徑直走過去，一輛車子過來差點軋到它們，嚇得鴨子媽媽趕緊把它們拉回來。等到交通燈變綠，鴨子媽媽這才帶領它們神氣活現地過去。
同樣的原因，每年在交通安全宣傳周，都能在上海的電視上看到老一套：一個記者拿著話筒問一位剛剛亂穿馬路的行人：“你覺得你這樣橫穿馬路安全嗎？”
“安全。”我代替他回答。我大聲地、負責任地告訴大家，以我單位門口的淮海路為例，“亂穿淮海路不但安全，而且非常安全！”亂穿馬路被車軋死的概率大約和飛機失事的概率相當。我們總說乘飛機安全，說什麼一個人需要連續乘坐兩千多次才會遇到一次飛機事故。可是同樣低的概率，一到穿馬路便被說成極其危險。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隨地吐痰，我們總是宣傳說，隨地吐痰會傳染疾病。隨地吐痰真的會傳染疾病嗎？為此，我專門請教了一位公共衛生專家。
這位專家坦言，從理論上講，隨地吐痰確實有可能傳染疾病，但是，在實際生活中這個概率幾乎為零。他進一步指出，隨地吐痰傳播疾病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吐痰的人有病，比如結核病人，他的痰裏就會有結核病菌；第二，病菌在空氣中的密度超過一定範圍，如果不是在一個密封的環境，痰中的病菌很快就會被空氣稀釋：第三，受體本身比較脆弱。在現實生活中同時具備這三個條件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確實支持了這種說法。
中國社會在轉型中如何進行有效的精神文明宣傳，確實是我們麵臨的一項新挑戰。這方麵美國的經驗有一定的借鑒作用。許多人可能是第一次聽說美國也搞精神文明宣傳，不過美國和我們有兩點不同：第一，美國的宣傳工具大多由私人掌握，政府的宣傳是要付費的；第二，正是因為付了錢，他們就先請專家進行研究，而不是靠拍腦門兒決策，免得錢打了水漂。美國有一個州，青少年吸毒的比例很高，州政府為了遏製這個勢頭，首先請了一個專家組來研究這個問題。
專家組經過科學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吸毒具有三個特點：第一，所有的人在第一次吸毒時都清楚地知道毒品的危害（我國的反毒品宣傳至今的重點仍在宣傳吸毒的危害性）。第二，吸毒被青少年當成成熟的標誌。人的一生有兩個叛逆期，第一個是三歲左右，它的出現是以“我”為標誌的。第二個叛逆期就是青春期，這時期的孩子處處要顯示自己的成熟。第三，大部分孩子第一次吸毒是一個群體行為，眾所周知，青少年的群體壓力是非常大的，這個時候，就是有少數人想不吸也是很難的。
在上麵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州政府製作了一則別出心裁的廣告。這個廣告是這樣的：兩個毒品販子結束了一天的毒品生意之後，在昏暗的燈光下數錢。一個毒販子對另一個毒販子說：“現在毒品生意是越來越不好做了。吸毒的人越來越少，警察查得越來越嚴。”“可不是嘛！我們現在的收入主要靠那些年輕人。”“那些新新人類，自以為新潮、另類、時髦，其實他們的錢最好騙了。”“要是有一天，連他們都不買，我們可就真完了！”由於抓住了青少年的心理，廣告播出後效果非常好。
按照這個思路，我們來分析一下如何有效地減少中國人的不文明行為。根據行為理論，人類行為的發生一定是其動力大於阻力。以亂穿馬路為例，人們為什麼會亂穿馬路？因為亂穿馬路省時省力，這是亂穿馬路的動力，因此，要阻止亂穿馬路，必須增加其阻力。
在公德教育中多些鼓勵，少些責備。前兩天我在中山公園買票，售票口前擠作一團，我讓我前麵的幾個人排成一個隊。這時來了一個小夥子直接就插到最前麵去了，我一把把他拉過來，他掄起拳頭，沒想到我對他說：“先生，你想先買，就排在我前麵。”眾目睽睽下，小夥子不好意思，站到最後麵去了。又有一個大媽往窗口擠，我同樣讓她排在我前麵，她年紀大一點，我是真心實意讓她。沒想到她堅持說：“我到前麵是去看看還有沒有票。”從此就再也沒有人插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