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公民意識的缺失。
在實行開放政策以前，兩個不相識的中國人見麵時的第一句對話說什麼？那就是：“你是哪個單位的？”
眾所周知，現代公民意識是歐洲伴隨著中世紀封建主義退出曆史舞台，拋棄了臣民意識而培育的公民意識。中國經曆了兩千年的皇權統治，並未經曆民主運動的洗禮，卻插入了一段“單位意識”的插曲。
單位是由一係列層級構成的，它不僅具有行政權力還具有資源分配權力。它為一個人提供工資，分配住房，保證公費醫療，直至發放理發券、購物券和電影票。一個人身在某一單位的某一層級就決定了他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於是便造成人對單位的依附和服從，造成人格的泛奴性化。從本質上來說，“單位意識”是“臣民意識”的延伸。中國並未伴隨社會進步進行新的人格整合。
因此，中國富人和窮人一概缺少公民意識。
問題來了：缺失公民意識，何來企業公民責任？
現代公民意識強調的是公民的權利責任意識和科學理性精神。當我查閱中國有關CSR（企業社會責任）的資料時，發現許多文章討論的都是一些初級問題，合法注冊與合法經營的問題。例如企業生產假貨，拖欠員工工資以及缺乏人身安全保護。至於目前在哈佛流行的企業公民戰略，那些具有宏觀性和前瞻性的話題，在中國還很少被提及。
同時，我們也看到，缺乏CSR的企業一步跨人市場經濟，是多麼可怕的情境！
在過去的一年，礦難事故占據了各類媒體社會新聞的主要版麵。這些因瓦斯爆炸和滲水塌方而導致的工人死傷，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許多礦難是“工人賣命、礦主發財、政府埋單”。直至去年年底更是礦難頻傳，以致中國總理在歐洲訪問時也得麵對媒體的提問。但缺乏CSR並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美國1907年，死了3000多人，當時最大的礦難一次死傷326人。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生產安全事故頻發是各國共有的現象，隻是中國比美國遲來了98年。
關於“富而不善”
需要說明，這裏的善是特指慈善事業的“善”。
據媒體報道，中國工商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即不足1%。中國慈善總會所獲得的捐贈70%來自海外，其中港、澳、台的同胞表現得尤為熱心。僅有30%的捐贈來自大陸，其中還有相當部分是來自並不富裕的普通公眾。
2003年，中國暴發了舉世震驚的SARS。中國慈善總會收到的捐贈總額是770萬元，其中隻有一個富人捐了200萬元，這個數字與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極不相稱。
中國富人真的冷漠無情、毫無愛心嗎？答案是否定的。
影響深遠的儒家思想體係顯然在兩千年中抑製了中國工商業的發展，但是，它恰恰有著一個仁愛的核心。那麼，中國富人的捐款流向哪裏去了呢？理財專家告訴我，最多的捐贈是對佛教寺廟，其次是農村小學。這兩者，也都深藏於山林僻野中，分散而難以統計。
在西方早已形成一種富人的高端文化體係。其先驅者當屬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其理論的詮釋者當屬德國哲學家齊美爾。這個體係對金錢有著清醒的認識，誠如齊美爾所說：“金錢是一種介質，一座橋梁，而人不能棲居在橋上。”
這個體係還善於利用財富的杠杆作用去推動社會的進步，也善於利用NGO的專業職能去取得更大的社會增益。就像比爾·蓋茨及其夫人所做的那些。
而中國富人對這個高端文化體係的認知仍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