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天以後，他回到木裏縣城，肚子已經疼得受不了。鄰居用拖拉機把他拉到了醫院，醫生檢查後大吃一驚：大腸已被踢破，由於耽擱時間太久，發生嚴重的腸粘連，肚子裏到處都是大便和膿血。醫生說，再晚些時間，命就沒了。經醫院全力搶救，王順友總算保住了一條命，但他的大腸從此短了一截，留下終身殘疾，肚子經常作痛。
我直截了當地問王順友，有沒有想過不幹這份工作了，哪怕去打工。
他認真地告訴我：“不可能。鄉親們需要我，他們等著我帶給他們親人的消息，鄉政府盼著我帶給他們黨的聲音。
我做這個工作是給黨和人民做事，有人喜歡我；如果我打工，隻是個人掙錢，沒人喜歡我。我隻有為黨和人民做事，心裏才舒坦，好過。”
這個苗族漢子的話，句句都是從心窩裏淌出來的。正是憑著這樣一顆心，20年來，他沒有誤過一次郵班，沒有丟失過一封郵件和一份報刊，投遞準確率達到百分之百。
“山若有情山亦老”。如果王順友走過的郵路可以動情，那麼，這裏的每一座山，每一道嶺，每一棵樹，每一塊石頭，都將灑下如詩如歌的淚水，以敬仰這位人民的鄉郵員，用20年雖九死而不悔的赤心，鍛鑄了一個共產黨員對黨和人民事業的最高貴的品質——“忠誠”。
如果說馬班郵路是一條連接黨和人民的紐帶，他就是高原上托起這紐帶的脊梁。
跟著王順友一路跋涉，終於來到了他送郵路上的第一個大站白碉鄉。路邊等候著一群鄉親，見到他，都圍了上來。
有人給他遞茶，有人往他口袋裏塞雞蛋，還有一個鄉親竟然抱來一隻活生生的老母雞捆到了他的馬背上。王順友像個遠道回家的大孩子一樣高興，牙齦都笑得露了出來。晚上，坐在一戶鄉親家的小院裏喝酥油茶，他對我講：“每次走到鄉上都是這樣，鄉親們需要我，我也離不開他們。”
山裏人交朋友是以心換心。他們對這位鄉郵員的情意，讓我更深切地觸摸到了王順友的一顆心。
1998年8月，木裏縣遭受百年罕見的暴雨和泥石流襲擊，通往白碉鄉的所有大路、小路全被衝毀，這個鄉幾乎成了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孤島。按規定，這種情況王順友可以不索瑪花兒為什麼這樣紅跑這趟郵班。但是，當他在郵件中發現了兩封大學錄取通知書時，便坐不住了。他清楚地知道對於山裏的孩子來說，這兩份通知書意味著什麼。“我決不能耽擱娃兒們的前程！”
他上路了。
王順友是怎樣拽著馬尾巴連滾帶爬地走到白雕鄉，他已經記不清了。但是當年接到通知書的布依族女孩海旭燕和藏族女孩益爭拉初的家人至今都清楚地記得，當他們在連日的絕望中打開家門，看到一身水、一身泥、腿上流著血的王順友，從懷裏掏出那封用塑料袋裹得嚴嚴實實、滴水未沾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時，全家都哭了。
現在，這兩個女孩都已經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益爭拉初的父親王八金紅著眼圈說：“咪桑是一個最忠誠的人，是我們這裏離不開的人！”
王順友的確是大山裏離不開的人。因為他的付出，鄉親們更多地感受到了大山外麵世界的溫暖。
郵路上的深山裏零零星星地散居著一戶戶人家，他們附近沒有集鎮，更沒有郵局，王順友就成了這條路上的“流動郵局”。
20年中，他代收、代發信件和包裹不計其數。他走郵路的時候，總有一些鄉親拿著信件和包裹早早在路邊守候著，請他代寄到外地。很多山裏的人不知道郵寄信件和包裹是需要郵資的，每次王順友都是一聲不響地收下，回到縣城後，再自己掏錢貼上郵票或付上郵費，把它們寄出去。
山裏的居民，生活大都十分貧困，他們與外界的聯係常常僅僅是買些鹽巴、茶葉，而就這點東西也得在大山裏往返三四天才能買到。看到這些情景，王順友心裏很難過，便在每次跑郵路時，裝上幾包鹽巴、茶葉和藥，山裏人誰需要了，他就遞上一包。看到他們接過包包時臉上綻放出的笑容，他心頭便有一種很幸福的感覺。
王順友的路上要經過雞毛店村和磨子溝村兩個彝族聚居區。這裏的鄉親們祖祖輩輩隻種土豆、包穀和蕎麥，不懂種蔬菜，他們的飯碗裏常年看不到綠顏色。王順友從縣城裏買了白菜、青菜、蘿卜、蓮花白等各種菜種子，送給兩戶人家，手把手地教他們怎麼種，怎麼管理。當這兩戶人家的菜園子裏長出綠油油的蔬菜後，鄰居們都來學了，王順友又買了種子送給他們。現在，這兩個村的家家戶戶都有了自己的菜園子。
好事做多了，鄉親們都說王順友是雷鋒。他說：“我比不上雷鋒，但我要學雷鋒。”
按照規定，鄉郵員隻要把信件送到每個鄉的鄉政府就算圓滿完成任務。但王順友總是堅持把信件直接送到農戶。他說：“鄉裏的幹部忙，沒時間送信，讓鄉親們跑老遠的路到鄉上來取信，我不忍心。我多走幾步，大家都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