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專政力量的存在。
一開始，讀者或許替小說擔心：專製無不依賴暴力的支持，而莊園中的“拿破侖”隻是一頭豬啊，在體格和武力上，笨拙的豬顯然不夠強大。這也曾是我的擔心，但奧威爾輕易解決了——
“拿破侖”說，教育年輕一代，比為長大的一代做任何事更為重要。幹草豐收後沒多久，傑西和藍鈴分娩了，生了9隻強壯的小狗。那些小狗才剛斷奶，“拿破侖”就讓它們離開了母親，說是要親自擔負教育小狗的責任。“拿破侖”把小狗帶到閣樓上，讓它們與外界隔絕。不久，大家便忘了莊上曾經有過小狗。
讀到這，我似乎預感到什麼。
果然，當“拿破侖”和“雪球”在動物大會上怒目相向、劍拔弩張之際（這輪交鋒的輸贏將決定黨內的最終權威），怪事發生了——
“拿破侖”站起，以怪異的眼光盯了雪球一眼，突然，它高聲叫起來，大家從未聽過如此淩厲的尖嘯……這時候，外麵傳來可怕的狗吠，9條年輕的大狗，係著嵌了銅釘的項圈飛快地衝進來，筆直地向“雪球”撲去……
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雪球”從此消失了，就像托洛茨基一樣。
9條狗的出場，象征著暴力機關的誕生。這也是“拿破侖”政治生涯的拐點，從此，“拿破侖”去哪，狗便去哪，既是錦衣衛，也是屠宰機，隻要主人對誰撇撇嘴，狗們就瘋狂地衝上去，將之撕成碎片。莊園裏談狗色變，一聽到犬吠聲，動物們即哆嗦不止、噤聲不語。
和“雪球”相比，“拿破侖”在能力、演說、修養、品格等方麵都遜色得多，但成了勝利者，為什麼？顯然，它比對方更懂權力的來源和基礎，更知道嘴皮子和槍杆子誰更厲害……“拿破侖”對狗的塑造也頗具眼光，就像把蛋從母雞身邊取走，取締親情和血緣，自己親手豢養、調教，封閉式管理，確保“軍隊”對領袖的絕對忠誠。對武裝力量和秘密警察的掌控，向來為專製所必須。
最後，那些被稱作“羊”的順民。
它們是社會上被歸於“絕大多數”的那類，換句話說，即最廣大最基礎的人民群眾。無論發生了什麼，它們隻會重複一個“階級鬥爭”口號：“四條腿者（動物）是好的，兩條腿者（人類）是壞的……”它們沒有腦子，沒有獨立判斷，隻會悶聲悶氣地“咩咩”附和。它們善良平庸，膽小怕事，精神慵懶，心智魯鈍，除了乞食和低效的工作，別無他求——這樣的的溫馴、愚忠、忘我、恭敬，乃典型的順民和臣民特征。可以說，在動物莊園，沒有這種集體主義的匍匐和催眠曲般的“咩咩”聲，“拿破侖”什麼也做不成。
祭牲
最可悲的是一匹叫“巴斯克”的老馬。
它正直、敦厚、勤勉，是動物中最具美德的一位。它愛憎分明，理性上卻近乎失明，自從被“解放”之後，它便像獲得了新生，工作上廢寢忘食、加班加點，堪稱最大公無私、最具奉獻精神的“勞模”——
巴斯克不像是一匹馬，倒有點像兩匹馬。有時候，它那有力的肩膀擔負起整個農莊的工作……總是出現在最艱苦的崗位上。它和一隻小公雞約好了，每天比別的動物早起半小時……它對每個難題、每樁困難的答複都是：“我會工作得更努力！”——除了這句口頭禪，它還添了個座右銘：“‘拿破侖’總是對的！”
即使後來，“巴斯克”目睹了“拿破侖”腳下堆滿動物屍體，它雖一度陷入不安和哀傷，但很快便“端正了思想”，說：“這一定是因為我們自己犯了一些錯誤。在我看來，唯一方法就是更加努力工作。從現在開始，每天早上，我要比其他動物早工作一小時。”
最後，積勞成疾的“勞模”被抬上一輛外來的貨車，雖奄奄一息，卻還惦記著莊園的建設和黨的事業，它哪兒會想到：這輛由人駕駛的車，根本不是通向“最好的醫院”，而是屠宰場！“拿破侖”早已和外麵的人做了交易：它僅剩的那點骨頭和肉筋，將用來換一箱威士忌。
3天後，“史達勒”哀痛地宣布：經搶救無效，“巴斯克”病逝於威廉頓一家醫院。“那是我見過的最感人的一幕……一直到最後，我都守在巴斯克身邊，它斷斷續續地說，‘前進，同誌！為了反抗運動而前進……動物農莊萬歲！拿破侖同誌萬歲！拿破侖總是對的！’這就是它臨終的話，同誌們！”
（這些細節讓人很容易聯想起蘇聯的一些內幕。比如將被謀殺說成“不幸病逝”、把病逝說成“被殘酷地殺害了”，用死人對付活人，是斯大林的一大發明。曾任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伏龍芝，本來隻患輕度的胃潰瘍，卻被領袖勸上了手術台，結果因過量麻醉而死亡。與此相反，古比雪夫、明仁斯基明明是病逝的，可到了1937年，黨突然又宣布是被謀害致死。）
對於“巴斯克”，你隻能痛心地承認：這是個被異化的生命，它最大限度地被權力和神話政治榨幹了，從肉體到精神。一個“新社會”祭壇的殉牲！
（在一個高度專製和集體價值觀的時代，誰能擺脫被利用的陰影呢？連高爾基這樣以批判理性著稱的“俄國良心”，生前死後不都被充分利用了嗎？不僅被召去為集體農莊和勞改營唱讚歌、替臭名昭著的“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作美文，就連他的死，也被考證出一樁醫學謀殺案和大批反革命分子來。）
和羊們的集體無意識不同，孺子牛“巴斯克”屬信仰的悲劇。
我想起了唐曉渡在剖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時，關於“新紀元神話”的一個大致說法——
“革命勝利”這一標誌事件，往往使人感染上一種對時間記憶的狂熱症：由於充滿了緊張的期待，“新”很容易被感情化；由於標定了“前方”的維度，“新”不可能不被事先注入價值。既然“光明在前”，未來即是希望，朝向未來的現實當然也具有了非常的涵義。惟獨過去成了一個負責收藏黑暗和罪惡的包袱……於是人們就有充分理由不斷宣稱自己正麵臨一個“新時代”、“新世界”、“新紀元”。這種對時間製高點的占領，同時意味著對價值製高點的占領。時間神話與主體的自我神話密不可分。每一個類似的宣言都在無意識地重複著同一信念：我們屬於未來，我們不屬於過去！我們屬於光明，我們不屬於黑暗！（見於《時間神話的終結》，原載《文藝爭鳴》1995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