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喬治·奧威爾《動物莊園》
革命萬歲！更多更多的炮聲！
一個騎馬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
革命萬歲！更多更多的炮聲！
乞丐們換了位置，但鞭打依舊。
——葉芝《偉大的日子》
我為什麼寫作
奧威爾在《我為什麼寫作》中道：“我的出發點是由於我有一種傾向性，一種對社會不公的表達願望。我坐下來寫一本書時，並沒對自己說：‘我要加工出一部藝術作品。’要寫一本書，是因為我有謊言要揭露，我有事實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該做的是把我天性的愛憎同這個時代對人的要求結合起來。”
基於如此信念，奧威爾成為了20世紀重要的人道主義作家。作為一個英國人，他尤其受到了被影射國家的人民的重視和尊敬，他成了幾億沉默者的代言人。
《動物莊園》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說，矛頭直指當時的蘇聯。1936年，作為誌願者，奧威爾攜妻奔赴西班牙戰場，在阿拉貢前線，法西斯的槍彈射傷了他的喉嚨。在與俄國同誌並肩作戰期間，他目睹了蘇共清洗“托派”、株連無辜的殘酷，開始反思這個曾給予他激情的紅色政體。“我從西班牙回來後，一直想通過一個故事來揭露蘇聯神話……直到有天，我見一個男孩鞭打一匹拉車的馬……這使我想起，若這些動物知道自己的力量，人類就無法控製它們……我開始用動物的觀點來分析這個世界及其麵臨的問題。”（《動物莊園》序）
“老上校”是曼諾農莊中德高望重、最有智慧的一頭豬。某天深夜，它做了個夢，夢見動物擺脫人類奴役後獨立生活的場景……它激動不已，決定把這個夢連同一生的思索都告訴同胞：
人是唯一隻消費而不生產的生物。我們所有的勞動果實都被人類竊取了。同誌們，事實很清楚：人類的暴虐是我們生命中所有罪惡的根源，隻有擺脫了人類，我們的勞動成果才真正屬於自己。一夜之間，我們就會變得富裕而自由……要團結起來，要徹底聯合起來，所有的人都是敵人，所有的動物都是同誌！
3天後，“老上校”平靜去世，其遺誌很快變成了動物們的實際行動。它們輕易地（連它們自己都不敢相信）趕跑了主人瓊斯先生。領頭的是3頭最聰明的豬：“拿破侖”、“雪球”、“史達勒”。它們宣告了曼諾農莊的壽終正寢和“動物農莊”時代的開始，並把“老上校”的遺訓發揚光大，成為完整的思想體係，命名為“動物主義”。（“老上校”的逝世，令人聯想起普列漢諾夫、列寧等先驅。而“拿破侖”和“雪球”的貌合神離，恰似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關係。）
“動物主義”無疑是對“人間”的一次倫理暴動和精神起義。對動物來說，猶如一部烏托邦綱領和誓師宣言。
“動物莊園”從在“老上校”腦海裏閃亮的一刹那，便罩上了濃重的烏托邦色彩，其命運不難猜測，正如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試驗，雖激動人心，但很快破產，因為一旦實施，即遭遇人性的棘手難題：私欲和利己本能，分工和勞動力差異對分配的訴求，管理和役使所產生的特權、平均主義引發的惰性和低效……這些都是設計圖紙上沒有的，而一旦增補了該內容，無異於重返現實社會。
從人文角度看，烏托邦本身是純真、清白的，它傾注了理想主義者的爛漫心智和夢幻才華。許多思想大師，都在烏托邦的泥模上留下過指印：柏拉圖的《理想國》，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培根的《新大西洋島》，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的“法朗吉”“和諧公社”，甚至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宣言》，在諸多細節上都閃爍著烏托邦的光芒。
王爾德說過：“一張沒有烏托邦的世界地圖是不值得一顧的。”
問題在於，竟有人急急地按圖索驥、照夢施工，且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信仰、倫理的全方位、體製化施工。烏托邦不再是夢了，成了威權、暴力和主義紛紛染指的母體，成了政客、集團、階級、投機者各取所需的一塊肥肉，最終被篡改得麵目全非、一片狼藉。
不僅是工序和技術出了問題，或許“夢”的施工本身即錯了。烏托邦的最大意義，在於它遙遠的瞭望感和海蜃特征，在於它理想主義的詩性、浪漫、想象力的自由與極致，在於它以未來和完美為製高點——對當下時代的挑剔、苛求和警告。作為生活模型，除了社會學，它更摻含了童話材料和藝術邏輯，所以，對它的消費應以閱讀和收獲啟迪為主，應保持精神消費的習慣。反之，一旦對其實施政治移植和國家生態的複製，它即成了咆哮的野獸，從人文走向政治，從相對主義走向絕對和極端，從溫情走向專製與暴虐。
《動物莊園》的鋒芒所指，並非純粹的烏托邦，而是一個實際的烏托邦變種、一團急劇膨脹的惡性政治囊腫——它的成因、性質、構造、遊戲方式、運行邏輯……正像作者說的：我有一個謊言要揭露，有一個事實要引起大家注意！
從“老上校”到“拿破侖”，堪稱一個君子設計、小人施工的過程，亦是從烏托邦到“烏托邦變種”的曆史。後者以烏托邦的名義做社會動員並獲得勝利，然後露出猙獰、背叛許諾……於是，高蹈的理想主義淪為了世俗的權力經營，聖經般的救世主義變成了赤裸的專製威權，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暴力繁殖出更大一輪的不平等和更高效的暴政。
大革命的田園詩，何以成了鐵絲網中的放牧？
三位一體
宣傳、暴力、順民——乃現代專製政體最重要的構件。
小說中不難看出，維係“拿破侖”統治的正是這種“三位一體”的框架。
首先，意識形態宣傳。
擔司這一要職的是一頭叫“史達勒”的肥豬：圓圓的雙頰，閃亮的眼睛，行動敏捷，聲音尖銳，擅長演說。“遇到難題時，史達勒會跳來跳去，並且揮舞那具有煽動性的尾巴。其它動物都說，史達勒能把黑的說成白的。”“拿破侖”正是在這位軍師的輔佐下，導演了一幕幕偷梁換柱的政治把戲。
“史達勒”的狡猾、凶殘和為虎作倀，很容易使人想起斯大林麾下的日丹諾夫、雅果達、葉若夫、貝利亞等人。它像個揮舞咒語的魔法師，憑三寸簧舌，為主子傳達旨意、解釋政策，扮演著宣傳部長兼內務部頭子的角色，成了“黨內3號人物”。正是它，把“拿破侖”吹捧成“偉大”，把豬享受牛奶水果詮釋成“盡義務”，把大饑荒說成“經濟調整”。還是它，趁月黑風高將牆上的舊標語逐一篡改，完成著一次次的政策撒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