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是怎麼熬過來的？”若僅僅吐露個人，倒也簡單，比如控訴侵略者淫威，稱頌你熟悉的抵抗者，發泄有家難返的悲愴……而要替答自己的同胞，就是一樁令人窒息的事了：她能解釋一個民族20年的積鬱和內傷嗎？她能對同胞的整體行為作居高臨下的評價嗎？她有權替千百萬人說出那不堪承受之輕或之重嗎？
集體的事實，從來就是龐雜、混亂、曖昧的。語言的簡陋——與曆史真相的根葉枝蔓、與靈魂深坑裏的嘈雜紛攘——實難匹配：一個積弱經年的民族，一個反複被占領的城市，近萬個日日夜夜裏，該怎麼做？能怎麼做？白天是誰？晚上是誰？心裏想什麼？實際做什麼……誰說了算？不僅反對占領，更要反對絕望；除了對付他殺，更要對付自殺；不僅提防出賣與告密，更要提防內心的變節和投降；除了向被捕的身影獻上敬意，更要承認凡人的平庸與自私，對默默無聞的生活予以理解和同情……
一個人能對“集體”侃侃而談嗎？真實嗎？
任何自炫都顯得虛偽，任何鎮定都顯得做作，任何評價都顯得困難而多餘。
真實的心一定是喑啞的，或者哭泣。哭泣是令人尊敬的。
至此，亦不難理解——為何昆德拉老用“不能承受之輕”“為了告別的聚會”這類邏輯糾結的題目了。敘述的艱難，來自事實的荒誕與正反的折磨。
我為什麼不離開祖國
昆德拉的業績和聲譽與流亡是分不開的。相反，另一些“同質”者如哈維爾、克裏瑪卻選擇了留守。我無意把他們作人格高下或精神貢獻上的比較，而隻想描述生存向度的差別，尤其想說明後者選擇的是一條多麼光榮的荊棘路——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後一類型總被曆史和同胞屢屢忽視。
你是怎麼熬過來的？
既是一道同貧困、饑餓、監視打交道的生存課題，更是一記人格、尊嚴、履曆——麵對拷問的精神質疑，因為它還有一句潛台詞：那時，你在幹什麼？正像“文革”結束後，每個知識分子都麵臨的尷尬：除了受苦，你還幹了什麼……
是啊，當一架偉大的曆史航班徐徐降落，除了慶賀，它的受益者有責任捫心自問：我究竟以怎樣的方式參與了那部曆史？在漫長的等待中，自己扮演了何種角色？是加速它到來的助推器？還隻是個乞食的寄生蟲？是囚徒還是獄吏？抑或既是囚徒又是獄吏？
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沒有自天而降的餡餅，我們不能繞開：一個人是怎麼穿越陰霾重重的曆史，被新時針邀請到餐桌旁的？
有良心的捷克人不應忘記：直到1989年“天鵝絨革命”，哈維爾一直在坐牢，克裏瑪一直在失業，而更多默默無聞的人在忍受貧困和監控，他們為每一束聲音、每一幅標語、每一篇文章、每一個舉動……付出結實的代價。當歲月開始向流亡者報以鮮花和掌聲時（他們的著作等身有目共睹），我忍不住要提醒：親愛的布拉格——包括俄羅斯和同類遭遇的國度，請不要忽略身邊的赤子——此刻就站在你們中間、甚至幹脆就是你的同事或鄰居。
獲得新生的民族似乎更熱衷把過剩的敬仰和感激——贈予遠隔重洋的流亡英雄們，猶如父母對失散兒女的補償，總覺欠之太多……卻有意無意忽略著眼皮底下的人——甚至連流亡者都尊敬的人。別忘了，正是他們，和你一樣赤腳紮根於母土，以最大的堅韌和犧牲，以坐牢、被監控和一天也不得安穩的生活，消耗並瓦解著統治者的底氣，吸引著對方最大的害怕和仇視。
如果已備好了一個榮譽儀式的話，我想，在那份被大聲念到的名單上，這些人最有資格名列前茅，雖然他們無意於此。
伊凡·克裏瑪，1931年生於布拉格，10歲進納粹集中營。大學畢業後，從事寫作與編輯，投身政治改革和人權運動。蘇軍入侵後，他曾到美國密執安州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後謝絕挽留回國，隨即失業。他當過救護員、送信員、勘測員，有20年光景，其作品完全遭禁。可以說，克裏瑪與哈維爾、昆德拉一道，構成了捷克的另一種文學史：地下——流亡——文學史。
《我快樂的早晨》有一章叫《星期二早晨——一個傷感的故事》，敘述了“我”與早年情人重逢又離別的情形。最後，當女人問“為什麼不離開這兒”時，主人公有一段內心答複——
我可以重複向她解釋：“因為這是我的祖國，因為這兒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們正如他們需要我一樣。因為這兒的人和我講的是同一種語言，因為我願意繼續寫下去……對國外那種自由生活，因為我沒有參與創造它，所以也不能讓我感到滿足和幸福。”
我還可以對她說：“我喜歡在布拉格大街的鵝卵石上漫步，那街名讓我想起這座城市的古老曆史……”
“因為我沒有參與創造它”，這是最觸動我的一句話，也是同類提問最讓我信服的回答。
讓他們做愛好了
布拉格的清晨，連空氣中也飄著情欲的奶酪味——
從裂縫中望去，我看見一個低矮的工作台的末端，台上有兩雙腳正蹬來蹬去。其中一雙顯然是女的，腳趾染成深紅色……
她已脫去白色外套，隻穿一件襯衣和一條藍裙子。“伊萬先生”，她柔聲問，“你還想……嗎？”靠近大木箱，我看見，裏麵一切已準備好了：毛毯和兩個枕頭。
這是《我快樂的早晨》中的情形，分別上演在“星期二”和“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