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章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1 / 3)

——關於伊凡·克裏瑪《我快樂的早晨》及其他

將每個人都驅進純粹物質生存的單人掩體……被提供了一種自由地選擇哪一種型號的洗衣機和電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種生物學的蔬菜的水平。

——(捷克)瓦茨拉夫·哈維爾

布拉格不快樂

與其稱“我快樂的早晨”,不如說它真正的主題是:布拉格為何不快樂?

1968年,以蘇軍為首的華沙條約國部隊突然襲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夭折,推行改革的總書記杜布切克下台。爾後,在蘇聯坦克的授意下,傀儡政權搜捕改革派和異己分子,推行使一切“正常化”的措施……於是,逃亡的逃亡,入獄的入獄,緘默的緘默,“早春”痕跡被打掃得幹幹淨淨。

1975年4月,劇作家哈維爾發表致總統胡薩克的公開信,披露“安定”局麵下的政治和道德危機,以及全民族付出的良心代價。

“現在真正相信官方宣傳和盡心支持政府的人比任何時候都少,而虛偽之徒卻穩步上升,以至每個公民都不得不口是心非……無望導致冷漠,冷漠導致順從,順從導致把一切都變成例行公事。”

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哈維爾指出:“在這個製度下,生活中滲透了虛偽和謊言,官僚統治的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剝奪人的知情權叫作政令公開……沒有言論自由成了自由的最大表現,鬧劇式的選舉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殺獨立思考成了最科學的世界觀……因為該政權成了自己謊言的俘虜,所以它必須對一切作偽。它偽造過去,它偽造現在,它偽造將來……”

正像哈姆雷特“活著,還是死去”,被剝奪了自由的布拉格,它的知識分子們也時刻麵臨“挺住,還是倒下”這一痛苦和矛盾……從遭遇上說,布拉格更像知識分子生存史上的一座“孤島”,政治和精神鐵絲網下的一塊“圈地”。

布拉格精神

“布拉格充滿了悖謬。”克裏瑪說。

悖謬並非偶然,是從它的身世中長出來的。

地理上的布拉格,是一粒蝌蚪般的標點,但它捐獻的作家和藝術家卻不乏世界級,其作品所傳遞的精神也是世界性的(比如卡夫卡的“內心危機”和“人性異化”,昆德拉的“選擇”與“媚俗”,哈維爾的“責任”和“公民義務”——無不是20世紀最重要的精神命題),這大概因其生長史即有“世界性”吧:近三百年裏,這座迷人的城市屢遭侵犯,反複地淪陷和被攻占,而它隻有被動地承受與消化。族群、疆域、母語、信仰、政體、習俗——反反複複被君臨者扯向四麵八方,就像一個人無時不在忍受“車裂”刑罰。挫敗感、蕭條感、無力感、荒誕感、悲劇感……由此而生。

尤其20世紀,世界性的政治震蕩、標誌性的精神事件無一不拂及它:世界大戰、奧匈帝國解體、東西陣營對峙,納粹槍刺和“老大哥”的履帶,“早春”政治改革及夭折,民權運動(“七七憲章”),“天鵝絨革命”……它似乎成了全球政治的晴雨表,既是急先鋒、又是大後方,既為戰士、又充炮灰,既當受害者、又做見證人。而大國的每次勝利,配屬給它的無非一杯傀儡的冷羹和羞辱……同樣,對20世紀或更長遠的人類曆程來說,它的反抗和依附、覺醒和昏迷、驍勇和病弱、心路徘徊和成長故事——無不具有標本意義和世界性啟示。

布拉格,多舛的家世注定了它的“悖謬”。就像一個早熟的兒童,過多地承受命運的詭譎,使它提早走向憂鬱和複雜,提早懂得害怕、保全和佯裝……也使它比別的孩子更早地埋下反擊命運的種子(比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

同俄羅斯民族性格的自信與矜持相比,捷克人似乎對一切都是低調、謙卑、優柔的。如果說俄羅斯曆史以尖銳、凝重的抗爭而醒目,那捷克生態則以沉默、抗壓的“鈍”著稱。卑微的身世使之有了一種自嘲習慣和詼諧能力,就像《好兵帥克》中的人物一樣。

1994年,伊凡·克裏瑪出版了《布拉格精神》。其中說——

“不同於周圍國家,布拉格的特色是它從不誇張,市中心你不會發現一幢高層建築或凱旋門……上世紀末,布拉格人甚至還仿造了一座埃菲爾鐵塔,但比原件整整縮小了五倍,看上去就像是‘對偉大的一個幽默’。”

這種生存,是慣於馱著盾牌的蠕動性生存:緩慢,但有別於畏縮;沉默,卻不等於服輸。有一種生物,表麵上匍匐,底下卻牢牢站著;外殼遲鈍,內裏卻靈敏;容易捉到,卻難馴服;凸起,又絕非炫顯——這就是海龜。僅僅用“忍辱負重”並不能勾勒其生存性情,雖其一生都不會爆出激烈的動作或聲響,但依然有著令人敬畏的尊嚴和根柢。布拉格即這樣一個“龜類”氣質的場,那種由長期屈辱史鍛造出來的抗壓性、防禦性,足以令任何一個入侵者感到恐慌——即使你騎在了上麵,也不會舒服,總有說不出的寒意和危機感。

它永遠不會有恐龍般的侵略步履和磅礴的籠罩感,卻最大程度代表著小人物真實而厚重的生存。

你是怎麼熬過來的

如何度過被占領下的日子?

多年後,蘇聯帝國體係終結,在加拿大一所大學課堂上,有人就當年的“布拉格之春”詢問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兒,局外人想知道,這20年的光陰大多數捷克人是怎樣過來的?那位平日裏嘻嘻哈哈的女生沉默了一陣,突然失聲痛哭……

於任何一名捷克人而言,從“布拉格之春”到“天鵝絨革命”,都是一段難以啟齒、苦不堪言的歲月。既悲憤屈辱,又曖昧難表;既理直氣壯,又隱隱底氣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