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喬治·奧威爾《1984》
當一些作家還在為自己及作品尚活於世而慶幸的時候，奧威爾為了他的最後一部小說咯血而死，以至我隻能把妒忌換成尊敬和懷念。
——（英）溫斯頓
和《動物莊園》那種灰色寓言相比，《1984》呈現的是黑色素的陰鬱。陰鬱，是因為它逼近內核的程度——像一個人探入地窖，一級級默數著梯子，隨著濕度增加、呼吸急促，你知道已離窖藏多麼近。
閱讀時，我進入得非常快，就像一個小偷在熟門熟道的夜宅裏穿行，熟悉的階梯、拐角、扶手……這感覺令我吃驚。想起了主人公在閣樓上偷讀禁書時的感受：“其實，它並未給自己帶來什麼新東西……這作者的頭腦與自己相同……他深深覺得，好的書本是把你已知道的東西再告訴你。”
我甚至生出一記想法：一本真正的書是讓人“害怕”的。
孤獨：偉大的冒險
在專製社會裏，如果有一種方式可使人接觸到“自由”的話，那就隻剩下它了：孤獨。
——筆者
在“大洋國”，黨不許“孤獨”。
一個人在單獨狀態下容易恢複生命的真實，容易胡思亂想，變得敏感、多思和自憐……所以，“孤獨”就成了黨的大敵。黨一再鼓吹集體生活和公共行為的意義，號召“個”投身於火熱的大家庭，成為黨密切注視下的一分子。
原則上黨員沒有空閑時間，除了睡覺外，不能單獨呆著……做一些含有孤獨意味的事，甚至獨自散步，都是危險的。一個黨員從生到死，甚至當隻有他一個人的時候，也無法確定自己是孤獨的。
不論工作或休息，其表情、舉止，都要受到“電幕”（類似今天的攝像頭）和思想警察的監控。黨不僅需要表麵的忠誠、客觀的服從，還要本能的“正確”，即情緒心理的“正確”。“任何細微的奇想，任何習慣的改變，隻要可被解釋為一種‘內在鬥爭’的流露，無不被探知。”
權力欲望無邊無際，它垂涎的是人之全部。猶如一個男性占有狂，不僅勒索女人的每一個部位，還要霸占愛，還要你必須愛他……恐怖的是，他竟然能做到！他殘忍、有力，他會發明各種手段，摧毀人的神經，編篡人的記憶，修改人的情感密碼……進而鑄造出一個“新人”——一個愛他、願把一切獻給他的人。
主人公溫斯頓最早的叛黨行為竟是寫日記——按“大洋國”法律，寫日記要被判死刑。因為日記是孤獨的私生子，是想隱瞞什麼的表現。
“孤獨”，是令一切統治者都深感不安的。與“圓周式——繞軸轉”的集體生活相反，孤獨屬於一種脫眾的“離心”，是對“向心運動”的背叛。
在大一統的專製社會裏，一幅“個人”的肖像多麼難尋，“個人”的處境又多麼凶險而動蕩不安。於是，拚命從集體大本營裏逃跑、爭取一份可憐的私生活，竟成了反抗體製監獄最驚心動魄的舉動，有精神暴動之嫌。
對人的控製，總表現為對人性的控製。情欲、交流、友誼、財產……在權力眼裏，這些人性都是與自己爭奪群眾的東西。所以，權力總處心積慮地強調集體概念之崇高，最大限度地消滅隱蔽事物，號召一切都向黨和領袖敞開。連幸福的涵義都改了：忠誠就是幸福，犧牲就是幸福，無私就是幸福。
這種極權價值觀，似乎租用了盧梭《社會契約論》中的“積極自由”和“人民主權”理論：“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權利都轉讓給了整個集體”“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力量置於公意的指導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邦雅曼·貢斯當駁斥了這種自欺欺人的“人民主權”。在他看來，盧梭忘了一個基本原理：任何主權都必須交由具體個人行使，無論主權概念多麼抽象，一旦開始操作，主權者（人民）根本無法行使其權，隻有授權於自己的代理人（比如政黨）。他說：“在所有時代，所有國家，不論是人民的捍衛者還是壓迫者，都是不與人民協商而以人民的名義行事。”
從法國大革命到斯大林的極權演示，似乎都在為貢斯當喝彩，往盧梭臉上抹黑。
“老大哥”在看著你
自由，就是能自由地說二加二等於四。
——主人公
“大洋國”最顯著的統治，就是對個人的思想監控。所有跡象都顯示：“老大哥”（領袖）在看著你。
到處彌漫著“老大哥”的能量，頭像、聲音、語錄、意味深長的微笑……在錢幣郵票徽章煙盒上，在同事對視的眼神中，在思想警察探燈般的掃射裏。人時刻要保持忠誠於黨的嚴謹狀態，即使回到家，那狀態仍分分秒秒咬住你。
他撿起那本兒童曆史教科書，注視著“老大哥”頭像。那雙具有催眠力的眼睛，仿佛有股巨大的力量，貫穿你的腦殼，恐嚇你忘掉一切……最後，黨將會宣布二加二不是四，而是五。你必須相信這是真的。
“大洋黨”發明了一種控心術：“雙重思想”。即要求黨員學會一種自欺欺人的思維訣竅，比如明明清楚沒有民主，卻強迫自己堅信黨是民主的捍衛者，明明目睹各種醜行，卻要鼓勵自己往好處想……奇怪的是，這種催眠式的心術竟屢屢奏效，慢慢，人們學會了熟視無睹，並最終肯定了曾懷疑過的東西。
有點像溫火煮蛙的原理，有點像我們的“大智若愚”：智慧地學會愚蠢，讓靈魂休眠，充耳不聞，閉目塞聽。所以，當主人公聽一個叫賽姆的同事高談闊論後，頓生不祥預感：“他突然有一種自信，賽姆總有一天會被蒸發掉……”
還有一個教人自律的新名詞——“犯罪停止”：當頭腦中出現一個不應有的閃念時，應采取一種斷然喝斥、讓意念刹車的辦法。小說最後，在“仁愛部”（刑訊部），階下囚的溫斯頓試著練習“犯罪停止”：
他提出幾個問題，“黨說地球是扁的”，“黨說冰重於水”，他訓練自己不去理會那些足以辯駁這兩個命題的理由，學會漠視最淺顯的邏輯上的錯誤。
這是一種讓人正常地適應“不正常”的心功術，一種從容地指鹿為馬的靈魂巫法。
貢斯當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中說：古代專製“靠沉默的手段統治，並且它留給了人們沉默的權利”。而現代專製的可怕在於：它“強迫人們說話，它一直追查到人的思想最隱秘的棲身之處，迫使他對自己的良心撒謊，從而剝奪了被壓迫者最後這一點安慰。”類似的處境，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也提到：“昔日的君主隻靠物質力量進行壓製，而今天的共和國則靠精神力量，連人們的意誌它都想征服。在獨夫統治下，專製以粗暴打擊身體的辦法壓製靈魂，但靈魂卻能逃脫打向它的拳頭，使自己更加高尚。在民主共和國，它讓身體任其自由，改而壓製靈魂。”
托克維爾畢竟生早了，他是針對19世紀初的美國說的，他若等來斯大林時代，就會對此言有所改動了。事實上，現代專製並不打算放過暴力這種古老而速效的方式。
意識形態
誰控製過去，誰就能控製未來。誰控製現在，誰就能控製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