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貴族寄宿學校時便已習慣於尊敬他。根據《莫斯科電訊》上的文章，他在我腦子裏已形成了一個理想的形象……然而我現在看到的卻是一個畏首畏尾、萎靡不振、逆來順受的先生，他慣於隨聲附和、裝腔作勢，對任何人都點頭哈腰，仿佛絲毫沒有自尊心。這簡直是對那些尊重他的人的一種侮辱……看到他墮落到這種可怕的地步，我心裏十分難受。想當初他在《莫斯科電訊》上是那樣勇敢堅定地獨樹一幟，鞭笞一切偏見和一切諂媚下賤的作風，令卑鄙下流之徒和因循守舊之輩畏之如虎。看看他此時的模樣，腦子裏不由想起他安在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嘴裏的一句話：我為這個人感到可怕！
在19世紀30、40年代的俄羅斯，“波列沃伊式”的變節是有代表性的，作為負麵示範，對良知事業的損害也最深。除了權力的賄賂和招安，主要還是意誌與信仰的蛻變。對這類人來說，由激進到保守再到反動，精神由“體製外”滑落“體製內”，就像從天空溜入煙囪一樣簡易，早晚的事。
“這個人預見到自己會墮落。”別林斯基憂鬱地告訴我，“他離開莫斯科時，我把他送到城門。我們在城門口擁抱、告別……‘願你在彼得堡取得成就，過得幸福。’我說。他仿佛心情沮喪地笑了笑，‘謝謝你，’他答道，‘不行嘍，還有什麼成就可言！然而假如我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那麼請不要責備我，請可憐可憐我……我是個有家口拖累的人。’”
當一個人虛偽地向朋友申請“可憐我”時，則意味著他將撕破臉皮、大肆做對不起從前的事了。一個準備一瀉千裏的人！
有關波列沃伊如何為自己籌集墮落的借口，巴納耶夫還講了一樁荒唐事，讓人更覺其可憐——
“我在這裏已跟過去完全不同了。比如我就不得不稱讚什麼施泰文的長篇小說，可那些小說全是胡扯。”波列沃伊說。“是誰非要您稱讚這種作品呢？”我驚訝地問。
——不能不那麼幹啊，您要知道他是警察段長呀！
——這怎麼回事？這跟您有什麼關係？
——怎麼沒有關係呢！我要是正正經經分析他的作品，他也許會把一件東西偷偷扔進我的茅舍裏，然後誣告我是小偷，用繩子把我捆起來遊街。可我是一家之主呀！
聽了這可怕的供詞，我的心都繃緊了。這番話居然出自這樣一個人之口：他曾堅決抨擊一切可恥行徑，宣傳精神自由和人的尊嚴！
多麼諷刺的變臉，真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權欲的膨脹使人扭曲，對權力的恐懼則使人變態。巴納耶夫做夢想不到，叱吒風雲的《電訊》主人就是眼前這個蛆蟲般的死靈魂！
波列沃伊1846年去世，他活得太久了。比普希金多出了12歲，比別林斯基、格拉諾夫斯基、斯坦克維奇、杜勃羅留波夫——分別多出了13歲、8歲、23歲和24歲。其實，他隻須活到《電訊》遭禁的1834年即夠了。那樣，他將是個完美的人。
（像“假如……請不要責怪我”這樣的城門惜別，像“請可憐我……我可是有家口拖累的人”這樣的友情告饒，即使今天聽來也是耳熟的。表麵上激流勇退，實則背信棄義、暗地做好了投敵打算。“波列沃伊式”的恐懼——它的載體遍布生活的各個角落，可以是深孚眾望的前輩，可以是敬重過的導師，可以是信賴過的朋友……像鴉片或病毒，它濡染、支配著我們日常的絕大多數表態、投票、創作、編輯、發表與其它意見行為，尤其在“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更是司空見慣。一代代的“言不由衷”“自欺欺人”“狗苟蠅營”，籍此漫漶開來。
猛想起一位作家從牙縫裏射出的話：“任何漩渦、任何潦亂、任何誘惑、任何‘不得不’……統統不是輸掉骨血的借口！”這樣的聲音在一個集體匍匐的會場上驀然炸響，顯得那樣悲壯、那樣驚心動魄！當時全場無聲，我向此人投去敬慕的一瞥。我清楚它的份量、孤單，它的殺傷力和惡狠狠的美——它的彈片幾乎濺到了每個坐客。一切爆炸物都會招來驚懼和本能的躲避，還有敵意。同時，“爆炸”暗藏“自傷”的危險，因為你把話說絕了。但必須讚同他，我想。沒有這種爆發力，一切精神的優秀，一切尊嚴和人的前途，都無從談起。）
小組
巴納耶夫這部回憶錄裏，最令我迷醉和神往的，當屬別林斯基小組聚會的那些章節——也是讓我的靈魂最感明亮和歡愉的部分。
在結識別林斯基前，作者對彼得堡文壇已深感失望和厭倦。
12月14日事件後的反動勢力是可怕的，一切都平息了、呆滯了，大多數人嚇破了膽，一心沉湎於個人利益……文學助長了社會的昏沉狀態，文學家們一心埋頭於“藝術”，以堂吉訶德式的激情極力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荒謬原則。
巴納耶夫自1834年在《雜談》上第一次發現別林斯基的文章（《文學的幻想——散文體哀歌》）起，即被強烈吸引了：“它那大膽的、最新的精神……這不就是我許久以來渴望聽到的那種真理的聲音嗎？”“讀完全文後，別林斯基的名字對我來說已變得十分珍貴……從此，再也不放過他的每一篇文章了。”
1839年春，巴納耶夫奔赴莫斯科。
當車駛近莫斯科時，一想到再過幾小時就可見到別林斯基，我的
心就歡快而劇烈地跳動起來……我即將進入一個新的環境，它同我過去的那個環境毫無共同之處……我在一切方麵都受惠於這個環境。我的思想在這裏才開始覺醒和發展，才獲得了人的尊嚴意識，才樹立了那些使我的生活變得有意義的信仰……多虧了別林斯基和他的朋友們，我才有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那些時刻。
在別林斯基們的影響下，巴納耶夫的創作由浪漫主義轉向批判現實，成為40年代俄國“自然派”的重要成員。
別林斯基小組的前身是由斯坦克維奇（1813—1840）發起的“文學哲學小組”。該小組1831年創始，主要由大學生參與，斯坦克維奇是小組的靈魂和榜樣，他超前的膽識、高貴的理想和完美人格對別林斯基影響至深，可這位優秀的兄長僅27歲就過完了一生。“每個人在回憶他時都滿懷虔敬之情，每次別林斯基眼裏都噙著淚光……”
巴納耶夫一到莫斯科，即被小組那股神聖和純潔的氣息吸引住了——
包特金住宅的所在地是莫斯科風景最優美的地方之一。從廂房向外望去，在一片翠綠的灌木叢後麵，可以看見莫斯科河對岸的一部分景色。花園坐落在山上，中間有一個涼亭，四周全是果樹……
別林斯基、巴枯寧、卡特科夫、克柳什尼科夫、阿克薩科夫……一班人幾乎每晚都聚集在包特金家，討論文學、美學、哲學的各種問題，朗讀自創或翻譯的作品，並試圖對世上所有問題發表成熟或淺稚的見解。雖觀點不一，甚至有嚴重分歧（後來其中出現了“西歐派”、“斯拉夫派”和“革命民主派”），但靈魂的親近總能使他們及時地消除誤解。這個心靈家族是自由、充實而快樂的，成員的性情與能力總能神奇地互補，“每個人得到的東西都成為大家共同的財富。”激烈與寧靜、冷峻與溫馨、苛刻與寬容、凝重與詼諧……巴納耶夫看到了一片浪漫而莊嚴的精神風光。
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些晚間聚會。為了探討那些在今天、即20多年後看來可笑的問題，他們花費了多少青春的時日、朝氣蓬勃的精力和智慧啊！有多少次熱血沸騰、心向神往，又有多少次彷徨於迷途……然而這一切沒有白費，這個小組將在俄國發展的曆史上占據重要地位。它造就了學術和文學領域裏一批最熱情、最高尚的活動家。
別林斯基滾燙而筆直的秉性驚動了巴納耶夫，他清晰地覺出這位同齡人血管裏那股由俄羅斯命運巨石激起的澎湃。“他站在我麵前，蒼白的臉變得通紅：‘我向您發誓，任何力量都收買不了我！任何力量都不能迫使我寫下一行違背信仰的字來……與其踐踏自己的尊嚴，降低人格或出賣自己，倒不如餓死了更痛快——何況我本來就每天冒著餓死的危險。’（說到這他苦笑了一下）”
其時，別林斯基生活上極為窘困，他參與的《莫斯科觀察家》已入不敷出。“他開始向小鋪賒欠。他吃午飯時我不止一次在場：一盆氣味難聞的湯，撒一把胡椒粉……當然嘍，別林斯基不會餓死，朋友不會讓他餓死。”
1839年10月，經巴納耶夫力薦，別林斯基赴彼得堡主持《祖國紀事》評論專欄，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璀璨和成熟的創作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