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巴納耶夫《群星燦爛的年代》
為什麼偉人逝世後小人物都變得偉大起來了？
——莎士比亞
深秋，當我的書稿正隨著落葉飄零之際，朋友來函，邀我與摩羅、餘傑同為北方的《長城》做文章，並起了個專欄，叫“名著重讀”。
這個題目確實誘惑，那列書都是我長期喜愛而又沒機會作聲的“精神初戀”。
我深愛著它們，深愛其作者、年代、沸騰的生活、主人公命運。
我想對它們說話。非常想。半個多月裏，我把每天的子夜時分呈給《群星燦爛的年代》，呈給19世紀那些偉大的不眠之夜，呈給冰雪中咳嗽不止的別林斯基和他年輕的小組，呈給1845年索科洛沃莊園的金色夏天，呈給奧陀耶夫斯基公爵家的星期六晚會，呈給震撼俄羅斯的《祖國紀事》《現代人》《莫斯科觀察家》和遭禁的《莫斯科電訊》、《望遠鏡》……
尋著遙遠街衢的雪轍和馬車聲，我一次又一次潛回150年前的莫斯科、彼得堡大街，潛回那些燃著燭台、劈柴、酒和詩句的沸騰小屋……直到像熟悉手指一樣熟悉那兒的每一張臉、每一縷性格、每一盞心靈和友誼。
俄羅斯最迷人的文學夜晚！
19世紀，是俄羅斯現代啟蒙的汛期，亦是其文學力量參與社會變革最疾猛的歲月。從“十二月黨人”開始，一茬茬的貴族和平民知識分子運動風起雲湧，文學犁刀對民族凍土的耕種之深、能量之巨，舉世罕見。在文學有效地參與祖國曆史的書寫方麵，沒有哪個民族堪比俄羅斯。
這須歸功於文學批評。19世紀俄國文學能有如此光芒，多虧了它自身誕生的批評家及其激烈的呼嘯，多虧了別林斯基、赫爾岑、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皮薩列夫……正是這些忠誠於信仰和理想的生命聖徒，為一個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匡扶著結實的現實主義之路，使文學青年們的熱量不致於白白虛擲，不致於浪費於祖國的命運之外。
而別林斯基（1811—1848），正是開創這種批評的先驅。這位被保守派咒為“瘋狗”的人，在其短短十幾年的筆箭生涯中，和他的戰友們一起，驚人地完成了將民族文學從古典浪漫主義引向批判現實主義的使命。
俄國自由精神的覺醒雖比東方提早一個世紀，卻比西歐遲緩得多，當伏爾泰、狄得羅、盧梭、潘恩等啟蒙者的“常識”在歐美家喻戶曉時，俄國這塊古老的凍土尚未誕生與之匹配的思想家。當法國大革命搗毀巴士底獄時，蒙昧的俄羅斯仍披覆著農奴製的襤褸在泥濘中匍匐……而且，歐洲的“地震”雖讓千裏外的彼得堡為之顫動，但驚駭之餘，沙皇們卻因前車之鑒而學會了“防患於未然”，比18世紀更嚴酷的輿論控製和懲治異端的斧鉞落向了新一代俄羅斯人。
書刊檢查
讀《群星燦爛的年代》，我最關注的內容之一即當時的書刊檢查製度，專製淫威下進步報刊的生存、自由思想的傳播情況。為此，我還查閱了其它書籍。
俄國官方從16世紀即施行書刊審查，但當時隻用於宗教方麵。法國革命後，權力對思想產生了恐懼，開始在大城市設立書刊審查委員會。葉卡捷琳娜之子保羅二世嚴禁使用“公民”“社會”“俱樂部”“祖國”等13個他認為含革命意味的詞，普希金在《寄語書刊審查官》一詩中嘲笑道：“誰也不敢叫一聲祖國！”（按沙皇旨意，“祖國”一詞必須換成“社稷”）
尼古拉一世以血腥彈壓“十二月黨人”開始了30年的統治，在書刊審查上，戒律之瑣細、之苛刻到了滑稽的地步。彼得堡審查官亞·克拉索夫斯基，有“致命的斧頭”之稱——他認為將送審的詩文改動越多，越能顯示其能量，比如審閱瓦·奧林的《獻給艾麗莎的詩》時，在“你的唇角露出天仙似的微笑”處批示：“言之過甚！女人的微笑不配稱為天仙似的。”讀到“你溫柔的一瞥比全世界的關注更為珍貴”，他又批示道：
“言過其實，世上還有沙皇和政府，他們的關注更值得重視！”對“在你的身邊享受極樂至福”的批語是：“隻有從《福音書》中才能享受到極樂，從女人身上是享受不到的！”就連“我願把整個生命獻給你”也激起“斧頭”大人的憤慨：“還有什麼可留給上帝的呢？”如此俗不可耐的昏夫，後來竟升任外國書刊審查委員會主席達25年之久。
《望遠鏡》，曾是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祥地之一，巴納耶夫、別林斯基的早期作品都發表在上麵。1836年，該刊第15期登出了恰達耶夫抨擊農奴製的《哲學書簡》第一封，輿論嘩然，赫爾岑稱“這是黑暗中發出的槍聲”。沙皇震怒，下諭禁刊，主編兼出版人納傑日金被流放，恰達耶夫被宣布為瘋子，受到醫生和警察的監視，負責該刊的書刊檢查官也被解職。普希金幾乎所有作品都要受刁難，其《普加喬夫史》硬是被沙皇改為《普加喬夫叛亂史》，詩人遇難後，整個彼得堡震驚了，“連最沒有文化的人都認為自己有義務向詩人的遺體鞠躬致敬。”為防止民眾遊行，當局將詩人遺體趁夜移走、變更教堂，還扣壓了所有悼念文章，唯一漏網的，是克拉耶夫斯基在《俄國榮軍報》上的一則短論：“我們詩歌的太陽沉落了。普希金正當盛年，就在他那偉大生涯的中途夭殤了。”見報的次日，作者被審查官嚴厲嗬斥：“這算什麼偉大生涯？難道普希金是個統帥、大臣、政治家？寫寫歪詩不等於度過了偉大生涯啊。”
巴納耶夫回憶40年代別林斯基主持《祖國紀事》的遭遇時說：
照政府看來，文學描寫的唯一範圍是大自然和愛情，當然還不得超越合法的形式；道德則嚴格限於獎善懲惡；允許謳歌俄國軍隊的光榮和統帥們的功業……隻要逾越這張清單的雷池一步，就被認為是居心不良……這一切耗費了別林斯基的極大力氣，要抑製自己剛毅熱烈的個性、使某種思想能悄悄通過，對他來說是一種無法忍受的苦刑。
1848年，巴納耶娃和涅克拉索夫合寫《浪跡三方》，被迫在送審保證書上聲明：“在這部小說裏，光明正大的好人要比壞人多，結局美滿……惡行決不會占上風……”。在巴納耶夫這部回憶錄裏，許多地方也不得不使用曲筆，甚至連赫爾岑的真名也找不到，而借其筆名“伊斯康捷爾”或“某個人”替代（赫爾岑已被裁定為“國事犯”）。
任何年代，社會正義和精神事業的興衰都與傳媒休戚相關，曆史在造就偉大作家的同時，也催生了許多功勳刊物，比如別林斯基和《祖國紀事》，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和《現代人》……同時，陰暗的體製也最歡迎齷齪的文蠅寄居，回憶錄中，巴納耶夫對形形色色辦刊人的刻畫入木三分：機智刻薄、心術不正的沃耶伊科夫（他妒心旺盛，借自己的諷刺詩集《瘋人院》發泄私人恩怨）；陰毒狡詐、為虎作倀的布爾加林（其《北方蜜蜂》乃尼古拉時期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他和情報機關“第三廳”關係曖昧，實乃政府喉舌。“當時年輕一代的作者無一例外地鄙視布爾加林，誰在《北方蜜蜂》上發文或同它的編者往來密切，誰就會在青年心目中損害自己的名譽。”）；猥瑣輕狂、媚俗虛榮的先科夫斯基（其《讀書文庫》嘩眾取寵，將顯達的名字印滿了封麵，卻無實際內容。別林斯基譏諷說：“《讀書文庫》格調不高，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還有玲瓏乖巧、但也偶露崢嶸的克拉耶夫斯基……
“我為這個人感到可怕”
“十二月黨人”（1825年）遭彈壓後，整個俄國的思想空氣為之僵滯，言論上一片寒噤，青年們活在無聊、輕佻與虛無中，除了普希金作品繼續給心靈帶來一絲洗濯和撫慰外，思想和藝術上都缺少令人激動的東西，現實的表達更無跡可尋（直到30年代中後期，萊蒙托夫、別林斯基、果戈理等年輕一代崛起後，該局麵才有所轉變）。在近十年的文壇沉悶期，相對有棱角的刊物要算波列沃伊的《莫斯科電訊》（1825—1834）和納傑日金的《望遠鏡》（1831—1836），雖然其批判風格和話語力度較後來的《祖國紀事》《現代人》尚有距離，尚顯猶豫和隱晦，但在萬馬齊喑的背景下，難能可貴了。它們不時拋出的針貶時弊、蔑視權威、獨立不群的石子，給時代的精神死潭製造了波瀾，也深深影響了巴納耶夫、別林斯基等大批青年。“我們這一代人幾乎全是在它們鼓舞下成長起來的。”
遺憾的是，30年代中期，這兩家堪稱現實主義輿論先驅的刊物相繼遭禁，而其主人——兩位曾深受青年擁戴的辦刊人，也更弦易轍、背叛了自己的從前，當起了太平犬。納傑日金的“獻身仕途”讓人痛惜，波列沃伊公然不慚的“倒戈”則令人發指——
被禁刊後，波列沃伊從莫斯科遷居彼得堡，在“第三廳”的因勢利導和“關懷”下，他開始脫胎換骨，由惶惴不安變得搖尾乞憐，日漸“恭順而諂媚”（赫爾岑），進而與布爾加林、格列奇等禦用派勾搭一起，謠傷、攻訐青年一代，淪為《北方蜜蜂》的積極幕後人。一次晚會上，年輕的巴納耶夫第一次邂逅這位心目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