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恐懼、絕望、逃散、待斃、乞求……人性的複雜與多棱、本能與理性、卑鄙與高尚、齷齪與正直、怯懦與尊嚴，皆暴露無遺：投機商科塔爾的貪婪和受虐快感，他為危機的到來而歡呼；以神父巴納魯為首的祈禱派，主張逆來順受，視瘟疫為人類應得的懲罰，最終自己送了命；將對一個人的愛轉化為對同胞之愛的記者朗貝爾（為了遠方戀人，他欲隻身逃走，但在與裏厄醫生告別的最後一刻改變了主意，留在了死亡之穀）；民間知識分子塔魯，他對道德良心的苦苦追尋、對人類命運的憂患，使之一開始就投身於戰鬥，成為醫生最親密的助手和兄弟，他的犧牲是所有死亡中最英勇和壯烈的一幕：“無可奈何的淚水模糊了醫生的視線。曾幾何時，這個軀體使他感到多麼親切，而現在，它卻被病魔的長矛刺得千孔百瘡，被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這從天而降的仇恨妖風吹得扭曲失形……夜晚又降臨了，戰鬥已結束，在這間與世隔絕的房間裏，這具已穿上衣服的屍體上籠罩著一種驚人的寧靜。他給醫生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兩隻手緊握著方向盤，駕駛著醫生的汽車……”然而，這不是普通的汽車，而是一輛冒著煙、開著射燈、以“刺刀”的意誌全速衝向瘟神的戰車——正是這同歸於盡的決心令對手感到了害怕。
裏厄，一個率先發起保衛生命、保衛城市運動的醫生，一個有著強烈公共職責和義務感的人道主義者。他不僅醫術高超，也是這座城市裏對一切事物感覺最正常和最清醒的人。他臨危不懼，始終按自己的信仰和原則來行事，他本人對取得這場戰鬥的勝利一點也沒把握，但其全部力量在於：他知道一個人必須選擇承擔，才是有尊嚴和有價值的！他知道為了生活必須戰鬥，必須為不死的精神而戰，為共同體的命運和榮譽而戰——即使在最親密的戰友塔魯倒下時，他也毫不懷疑和動搖。這信仰是生命的天賜，是地中海的波濤和陽光、是深情的母親和妻子用愛教會他的。他不膜拜上帝，他相信天地間唯一的救贖就是自救，唯一的支柱就是人的脊梁。
良知、責任、尊嚴、理性、果決、正常的知覺——正是這些材料和元素，雕塑了一群叫“裏厄”的頭顱。正是醫生、職員、記者這些默默無聞的小人物（而不是什麼市長、議員、警察等國家零部件），以結實的生命分量、以情義豐滿的血肉之軀築就了奧蘭的精神城牆。
故事最後，是裏厄收到妻子去世電報的情景（而小說開頭，是丈夫送病重的妻子去火車站）。讀它的那一刹，我覺得眼眶潮濕了，仿佛又看到醫生那瘦削的微笑——這淒憊的笑每天都寫在那張臉上。
當她回到屋內時，兒子手中已拿著一份打開的紙。她看了他一眼，而他卻固執地凝視著窗外正在港口上演的燦爛早晨。
老太太叫了一聲：“貝爾納”。（醫生名字）
醫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
老太太問：“電報上說什麼？”
醫生承認：“就是那件事……8天前。”
老太太把頭轉向窗戶。
醫生沉默無言。接著他勸母親不要哭。
在心裏，我向那個沉默的男人致敬。加繆說過：“男人的氣概並不在於言辭，而體現於沉默。”裏厄，加繆心目中的男人，山巒般的男人。
閱讀這部保衛生命的故事，我耳畔時時響起兩座紀念碑式的聲音，仿佛從遙遠的神山上飄來——
“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海明威）
“我拒絕人類的末日。因為人類有尊嚴！”（福克納）
它們仿佛在為裏厄們的戰鬥作著畫外音式的解說。我明白，這是普羅米修斯在懸崖上服刑的聲音，這是西西弗斯推動滾石的聲音。正是這聲音，捍衛著人類最後一線生機與榮譽。
“二戰”過去了。“文革”過去了。“鼠疫”消失了嗎？加繆過時了嗎？
當然不。隻要人類生態中還存在荒謬，還滋長那些腐壞人性和道德的因子，還蔓延那些侵蝕文明和秩序的邏輯，“鼠疫”的陰影即時刻縈繞著人，威脅著正常生活，侵蝕著我們的肌體和靈魂。
“鼠疫”病菌的數量和發作率一點沒隨殘酷年代的結束而式微，它分布得更細密、隱蔽，更深入骨髓了。它已撤離生活麵貌的表層，滲透到日常程序和細胞核裏去了。很多時候，我們覺不出生活有病，覺不出周圍環境和細節有何異樣，並非肌體免疫力之增強，而是我們已染上了鼠疫中最可怕和凶猛的一種：“麻木”杆菌！（魯迅小說中的“圍觀殺人”和“人血饅頭”描述的即該症狀）是因為我們在長期的抱怨和無能為力中——已像癮君子般習慣了嗬欠連天、昏昏欲睡的狀態。人的悲劇和可憐即於此：常識被廢黜，喪失了運用正常邏輯判斷和行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