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加繆《鼠疫》
我反抗，故我存在。
——加繆
一個天性美好的人，一粒靈魂純正的種子，日日夜夜受困於令人窒息的菌塵中，他將如何選擇生命姿態？如何保證人性的正常不被篡改和扭曲？不被周遭強大的惡所吞沒？
逃走是簡易快捷的方法，也是一條消極而危險的道路，因為隨時有被瘟神從後麵追上並殺死的可能。且逃走本身是可恥的，它意味著“存在”的缺席，意味著把配屬給自己的那份苦難留給了同胞，由此而生的自鄙與罪感足以將一個稍有尊嚴的人殺死。正確的選擇是：留下來，抗爭，直至最後。“挺住意味著一切！”（裏爾克），惟有挺住，才能保衛人的尊嚴和生命權利。“挺住”，既是生存，也是意義；既是方法，亦是本體。
麵對專製恐怖和法西斯瘟疫的肆虐，加繆的立場正是堅守與反抗。他參加法國的地下抵抗組織和各種人權活動，領導《共和國晚報》、《戰鬥報》，既反對納粹主義、痛斥政治暴力，又譴責不負責的虛無論調。他高呼：“第一件事是不要絕望，不要聽信那些人胡說世界末日！”“讓我們宣誓在最不高貴的任務中完成最高貴的行動！”不僅如此，他還在小說《鼠疫》中，為主人公——裏厄醫生及其朋友選擇了這一平凡的“高貴”。
加繆有兩部著名小說：《局外人》和《鼠疫》。前者披露的是人在生存中麵對的荒謬：主人公默爾索性情內向、不諳世道，他逃避被謊言層層修飾的生活、拒絕被習俗操縱的行為模式和規則係統，盡管與外界疏離，但他的“反常”還是激起了社會的敵意和憤怒。在稀裏糊塗卷入一起命案後，他被判處死刑，法官最大的指控不在於殺人，而是他在母親下葬時“竟然不哭”：“我指控這個人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這是來自集體大本營的指控。默爾索死於社會評價，而非自己的行為本身。加繆以主人公的毀滅揭示了“荒謬”的深意：這世界竟容不下一個按自己邏輯來生活的人！任何想溜出界的“局外人”都難逃“界內”的追擊和懲罰！所謂秩序，竟是靠絞殺異己來維持的。作者把小說主題概括為一句話：“在我們這個社會裏，任何一個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
默爾索並非一個乖張的異化人，他隻是“自己”而已，被毀滅是因為他拒絕被同化。在眾寡懸殊的格局中，他選擇了自我和反叛即等於選擇了肉體毀滅——物理上他失敗了，但精神上他是贏的，他用冷蔑告別這個世界：“我覺得我過去是幸福的，現在仍是”。
在揭示“荒謬”上，《局外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被毀滅畢竟不合乎加繆的意誌和理想，他熱愛生命，對個體永遠抱有美好的祝願，無論在感情還是理性上，都希望看到出路。於是，就有了下一部小說：《鼠疫》。如果說，《局外人》呈現了“荒謬——反叛——毀滅”的話，那麼《鼠疫》則完成了這樣的價值邏輯：“荒謬——抗爭——集體抗爭——得救”。在《局外人》那裏，“荒謬”作為現實的起點被提出，反叛者孤立無援，“人”被世俗規則判處了死刑；而《鼠疫》旨在維護“人”的價值和前途，證明自在的合理。前者側重於荒謬而殘酷的生存真相，後者則聚焦於“反抗”“誰來反抗”“如何反抗”等係列主題。
“荒謬”，既是哲學意義的高級矛盾，又是現實生存的基礎糾結。
加繆說，“我隻知道談論我所經曆的事。”那麼，像“鼠疫”這樣的生命災難是加繆親曆的嗎？沒錯，“荒謬”的日常生態就是“鼠疫”；權力犯罪和戰爭就是“鼠疫”；政治製造的貧困和愚昧就是“鼠疫”；迫害人權、鏟除異己的惡性統治就是“鼠疫”。杆菌可以殺人，而獨裁恐怖、種族歧視、個人崇拜、政治烏托邦、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納粹法西斯、專製意識形態……都會致人死命，且殺得理直氣壯、道貌岸然。正是這些政治毒液使世界變得混亂而瘋狂，摧殘著人類的肉體和精神。顯然，加繆重視的並非生物學上的鼠疫，而是社會領域的“杆菌傳染”。
40年代的某一天，災難直撲向了一個叫“奧蘭”的平庸小城。一場格殺毋論的鼠疫訇然爆發。在一名叫“裏厄”的醫生帶領下，人與死神驚心動魄的對峙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