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反抗者》閱讀劄記
古希臘人製造了絕望與悲劇的觀念，那總是通過美製造的……這是最高的悲劇，而非像現代精神那樣從醜惡與平庸出發製造絕望。
——加繆
拒絕“革命”的反抗者
人如何對待“人”的遭遇？
在《西西弗斯神話》中，加繆闡述了人作為“存在”永遠麵臨的困境：荒謬。具體現實總充滿罪惡、迫害、壓抑、瘋狂、混亂（尤其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極權主義政治更加劇了這點）……而人性中又時刻活躍著對自由、價值、尊嚴、歡樂的無窮渴望，“荒謬”即生成了，生成於人的美好訴求與險惡境遇的巨大反差。一個人，隻要基本做到了清醒，隻要對自身存在稍加逼問，即會產生荒謬感。但關鍵是：荒謬之後，人的出路在哪？
這正是加繆出場的意義。
雖然在描述荒誕上，馬爾羅、薩特甚至走得更遠，但其理性顯然受到了性格和心靈視線的阻礙，擺脫不了消極與絕望，在“荒謬”被證實後，幾乎拿這個悲劇沒辦法了。比如馬爾羅認為，“人可以接受荒謬，但不能在荒謬中生存”，甚至主張自殺。薩特也隻把微渺的希望寄於“未來行動”（比如1968年巴黎學生風暴那樣的劇烈運動），日常意義上，他沒有方法論。
加繆不，他要反抗命運，他要尋找一種積極的力量，用一種嶄新的理性維護人的尊嚴。其公式是：荒謬——覺醒——反抗——自救。在他這兒，“荒謬”僅是起點，而非終結，僅是對生存真相的披露與哲學實踐的開始，而非宿命。在人生的價值訴求上，他維持古典主義的“自由”主張，但其自由不是薩特那種形而上的絕對自由，而是現實和理性的相對自由，他反對極端價值觀和烏托邦政治，反對“絕對自由”名下的破壞性革命。
這位生於阿爾及利亞的孤兒，從小飽嚐貧困、疾病和孤獨，“我不是在馬克思著作中學到自由的，而是在貧困中學到的。”但命運剝奪不了他對人間溫情的體驗和吸收，剝奪不了大自然對他的恩賜：地中海的波濤和陽光。奔走於冷酷與溫煦、陰霾與明亮、底層苦難和上天關愛之間，他很早懂得了人生“正反”的道理，這種生存體驗決定了其哲學思維中豐富的辯證含量。
與隻習慣於說“不”或“是”的哲學家不同，加繆以古希臘的自由精神為依托，提出了以追求“均衡”“相對自由”“和諧的自身完整”為核心價值的“正午的思想”。他對付荒謬的方法是和諧的反抗——對這個世界既說是又說不。他對“是”的解釋是：在荒謬的世界上生活，本身就意味著反抗；承認荒謬並決意生存，在有限世界中帶著傷痛生活，絕不放棄夢想和權利，本身就構成了“反抗者”的精神立場；說“是”，意味著選擇積極和現實。那麼，又如何實踐“不”的主張呢？應恪守什麼規則？
加繆是一個熱愛生命並堅決抵製暴力的人，他既對荒謬的世界說“不”，又反對隻會說“不”的虛無主義。為此他充分肯定生命的尊嚴與內在價值，頑強地反對自殺和他殺——西西弗斯和《鼠疫》中的裏厄醫生都彰顯了這點。他反對暴力，反對任何名義的威脅生命的“曆史的反抗”（即政治革命）。加繆認為，“反抗”不同於“革命”：反抗是生命自救，是在有限世界中選擇自主的人生方式，堅持獨立存在和清醒認知，反抗是有邊界的，即隻為人自身的權利和內在的價值完整而抗爭——絕非對外部的掠奪和對他者的征服。“革命”則不同，它早早養成了隻說“不”的習慣，堅持不擇手段的行動綱領，主張以剝奪懲罰剝奪、以統治刷新統治、以擄掠填補己虧。加繆認為，“革命”的顛覆性源於“恨”而非“愛”，會導致無度的暴行，由反抗走向反抗的反麵。
簡言之，“反抗”使人成為自身，成為合理和健全的人，“革命”則要在推翻敵人的同時推翻自身，通過攻掠和奪取，實現社會角色的移動和轉換（奴隸成為奴隸主，農民成為封建主）。反抗者是恪守人道並服務生命的人，革命者是渴望權力並投靠政治的人，彼此目的與手段皆殊異。加繆推崇古希臘的均衡思想，即“適度原則”和“相對自由”——在矛盾中堅守人生、堅持自我不被異化；而“絕對自由”屬於過度自由，很容易越過矛盾的平衡界麵，導致絕望、殘暴與專製。在《反抗者》中，加繆尖銳批判了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模式和斯大林的極權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