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反抗者，極端主義和虛無主義是加繆最警惕的，這也是他與薩特的鴻溝所在。薩特是主張“絕對”並擅用“無限”邏輯的人，他認為“反抗”隻是內在的、感情的，甚至帶有自欺性，反抗沒有硬度，低於革命，反抗的缺陷靠革命則迎刃而解。因此，薩特對中國“文革”的紅衛兵造反、法國“紅五月”運動都予以狂熱的吹捧——甚至不顧年老體衰，衝上巴黎街頭拋撒傳單，他讚譽造反的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正為一個更人道更公正的社會製度而努力。”
乍一看，你會覺得加繆不過是一種折衷主義，和激情萬丈的薩特相比，明顯透著“右”的味道。實則不然，他對待悲劇的嚴肅性和誠實性、對人類命運的負責精神，是任何一種自以為正義的革命浪漫主義無法比擬的。正出於對人類的大悲憫大關愛，他才主張“正午的思想”——“地中海思想”：明知世界冰冷，卻要盡力燃燒！反對悲觀與虛無，反對極權與暴力，反對踐踏人性和人道的行為——一切威脅人類的“鼠疫”。他頌揚愛和理性，認為它們暫時解決不了的，靠恨與征服更無濟於事。
回顧一下曆史上的鬥爭，你會驀然驚醒：所有殺戮理論莫不以發誓取消矛盾的“對立麵”為起點，莫不以“剝奪敵人一切權利”為手段——法國大革命的領袖們把恐怖當成了美德，馬拉以數學方式索取了27.3萬顆頭顱，夜以繼日地高呼“用烙鐵給他們打上恥印，砍下他們的姆指，割下他們的舌頭”；羅伯斯庇爾更是血脈賁張，“恐怖——不是別的，而是快速、嚴格和不屈不撓的公正，因為它是美德的表現！”可憐的是，這些英勇的刀斧手在累得胳膊發麻後，即被身後的刃斧削平了脖子。
半個世紀後，恩格斯對大革命作了反思，1870年9月4日，他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說：“恐怖多半都是無濟於事的殘暴行為，都是那些心懷恐懼的人為了安慰自己幹出來的。”遺憾的是，到了20世紀，革命是曆史的動力、暴力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唯一手段——這些論調非但沒受到尖銳質疑，反而變得更真理更權威了：希特勒把日耳曼之外的民族都列入了“邪惡”，斯大林則將一千萬同胞劃為“社會主義的對立麵”，還有紅色東歐和東亞……
曾任蘇聯宣傳部長的亞·尼·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中寫道：“赫拉克利特說，‘不和’是萬物之父。這個思想常被馬克思主義者拿來作武器，但他們卻不想去發現，赫拉克利特還有一個對應的原則：和諧、和平是萬物之母，沒有這個‘母親’，一切就不可能誕生。該原則向來無人注意，因為它同鬥爭理論相悖……黑格爾——馬克思的精神之父，盡管喜歡古希臘人愛用的比喻，對赫拉克利特也有好感，但未注意到弓和琴的象征……弓是一個兩極對立的係統，但弓弦可變成琴弦。弓會帶來死亡，而琴會帶來生命的喜悅。”（《一杯苦酒》，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
“弓”與“父”，象征著威嚴與鎮壓，隱含“不”的殺機；而“琴”與“母”，是生存和繁衍的象征，孕育“是”的文明。前者顯示了恨與仇，後者表達著愛與和。
是否可以說，加繆基於荒謬提出的“反抗”——正像兩千年前的赫拉克利特那樣——在“不和”的生存危機中尤感“和平”“和諧”的珍貴、發現了她作為“萬物之母”的價值和美感？
1951年，主張和諧均衡、反對革命的《反抗者》出版。薩特惱羞成怒，發表《致加繆》長文，宣布與朋友決裂。
1960年，加繆在車禍中頸部折斷，享年46歲。
他說過：“向著山頂所進行的鬥爭本身就足以充實人心……我依隨我的心靈行事，我毫無遺憾。”
為生命辯護
曆史上，每次革命都是以實現“絕對自由”“無限利益”為動員令的，這種誇張性的許諾確實刺激，總能招募到大批渴望成為自身對立麵（由“被統治”到“統治”）的民眾，而鬥爭結果也往往由“以多勝寡”——這一算術邏輯給預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