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讀海因裏希·伯爾《伯爾文論》之一
今天掛著“最高限速60公裏”標記的那棵樹，就是我兄弟的殉難處。
——伯爾
人類在回顧20世紀遭遇的時候，最慘痛的莫過於戰爭和惡性政治了。它硬硬從我們身邊擄走了數億條鮮活的生命：為什麼當某個早晨醒來，突然發覺沒有了父母、姐妹或兄弟的體溫……
那空蕩的床鋪的寒冷，那劈啪的骨柴的焚燒，那恐怖的空位和記憶斷裂之聲——數十年後，依然那麼清晰。“就在這裏——就在這個站台上，一個年輕的國家常以她應有的莊嚴姿態為外國貴賓舉行盛大歡迎式，我也經常從這個站台用返程票回家去——而他，我的兄弟就是從這兒被運往集中營的。”（伯爾）更由於那些陸續降生的孩子，在成長中的某一天，他們會迷惑地睜大眼睛：為什麼我沒有祖父、祖母或叔伯……是啊，那些該有的家庭成員哪裏去了？
在華沙、在奧斯維辛、在柏林、在布拉格、在華盛頓、在莫斯科、在中國南京的江邊……每一個走進“某某墓地”或“某某屠殺紀念館”的人，都會被那些亡靈的陰森壓迫得挺不起胸來。他們究竟怎麼消失的？那些年輕的瞳孔是怎麼含著驚駭、眷戀和絕望被驟然放擴的？按誰的命令被執行？
誰回答了這些問題？
它必須被回答。即使要等到下世紀的語言。
其實，除了槍彈、刀刺、爆炸、毒氣室、焚燒爐、刑具、絞架……這些工具殺人的事實外，還有一種非物質的、從而更大規模和威力的情狀：語言可以殺人！有時甚至就幹脆表現為那幾個常在耳邊說三道四的詞：比如“祖國”“自由”“保衛”“人民幸福”“民族利益”……（誰有能力和膽魄懷疑這些碩大的詞呢？）有了這些天生就高尚和巍峨的盾牌，殺人放火的事就不必躲進黑夜，盡可頂著烈日來幹，亦不必惶恐和難為情了。
我們從不懷疑，語言是和文明一起的，有了它人類始祖才得以直起身，但善良者一度以為，它僅僅是幫我們表白愛情或討論真理，而決不會被用以殺人——儼然雅典人曾深信自己的法庭隻是為了維護道義，可悲的是，這個法庭所幹的最有名的事竟是處死了自己的赤子，這個人即使活到今天也是最偉大的，偉大的蘇格拉底。他冠絕天下的口才像一尾可憐的甲蟲在500張嘴（“500人陪審團”）織就的蛛網前敗下陣來。他隻是“一個”，而對方卻有那麼多，那麼多的舌頭和唾液，罪名被撐得像廣場那麼大：毒化青年與危害社會。
在我們這個世界，語言是個多麼具有兩麵性的東西。話一出口或剛剛落筆，便會搖身一變，給說出或寫下它的人帶來難當的重責……它負載著沉重的曆史遺產……每個詞的後麵都有一個世界。每個和語言打交道的人，無論寫一篇報道，還是一首詩，都應知道，自己是在驅動一個又一個世界，釋放一種具有雙重性的東西：一些人為之欣慰的，另一些人卻受到致命的傷害。（伯爾）
蒙田說：強勁的想象產生事實。
換個說法：強勁的語言鍛造事實。20世紀湧現過幾代騙子演說家，他們不是語言大師，但更具撒旦的魔法，在對語言進行窺視並使其“神奇地腐爛和發光”方麵，堪稱另類天才。比如希特勒與他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斯大林及其簧舌日丹諾夫……他們在蠱惑、謾罵、詆毀、教唆、表忠、指誓、構陷、編織謊言、煽動仇恨、指鹿為馬方麵顯示的才華真是令人難忘。在紀錄片《惡夢年代》中，當看到魯道夫那因咆哮、興奮和歇斯底裏而膨脹痙攣的臉時，當看到元首臂下那排山倒海、激情難捱的遊行閱兵之盛大場景（有人稱為“癲狂的人肉歡宴”）時，不知你會對語言的魔力作何想？你會不會突然對“人民”“領袖”“偉大”“緊跟”這些巍峨之語感到暈眩、惶悚？你能說它們托舉著的——僅僅是“極少數”而非廣大的德意誌民眾嗎？
伯爾認為，戰爭中最大的敵人並非盟軍而是日耳曼人自己。在《語言作為自由的堡壘》中，他談到純潔的語言一旦遭惡性政治玷汙所致的後果：“‘出言可以殺人’這句話，早已由虛擬變成了現實：語言確實可以殺人！而殺人與否，關鍵在於良心，在於人們是否把語言引導到可以殺人的地步……”在德國，它被用來預謀戰爭，煽動戰爭，並最終引爆了戰爭。
語言一旦被喪盡良心的煽動者、權術十足的人和機會主義者所利用，便可置千百萬人於死地。輿論機器可以像機槍噴射子彈一樣噴射語言，每分鍾高達四百、六百、八百之數。任何一類公民都可能因語言而遭殃。我隻需提一個詞：猶太人。到了明天，就可能是另外一些詞：無神論者，基督徒或共產黨人，持不同政見者……在我們的政治語彙中，有些詞如同施了魔法，咒語般附在我們的孩子身上。（伯爾）
在德國，實施高分貝轟炸的正是這樣一群呼嘯的詞句：生存空間——罪惡的猶太——爭取日耳曼人的全球勝利——該對法國做一次總清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