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讀海因裏希·伯爾《伯爾文論》之二
幾天前，我從一位女詩人的口中聽到這樣一段話：“容忍是時代的軍裝，心靈上高懸的希望之星是勳章。它應當頒給臨陣脫逃的勇士……還有那些泄露卑鄙秘密的叛徒和無視任何命令的逆黨，也都是嘉許的對象。”
——伯爾《命令與責任》
在一處國土上，當受害者和潛在的受害者越來越多，當那種慘痛臉孔和被病毒折磨的樣子逐漸膨作一種“國家表情”，甚至連他們之間也開始厭惡地皺眉、嘲謔、幸災樂禍——進行惡劣的心理折磨和欺壓（就像乞丐之間、精神病人之間、獄犯之間發生的那樣），這隻能說明，最可怖的事發生了：“對善與惡可恥的漠不關心！”（萊蒙托夫）
這才是民心最大的腐敗。它顯示，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理性和道義資源已被蛀蝕一空。納粹德國就是這樣腐壞掉的。
在40年代的德國，戰爭已把這個以意誌和哲學著稱的剽悍民族逼到了自縊的邊緣：饑餓、傷病、抓丁、宵禁、燈火管製、空襲警報、陣亡通知書、盯梢告密揭發、習慣死亡的麻木……一切正常的生活都廢除了，一切美好的情感和願望都散失在瓦礫廢墟中，每個人都成了被黴病折磨的葉子，神情灰暗，垂頭喪氣。但幾乎所有人都咬定這僅僅是戰爭失利，是勾結起來的敵人過於凶悍所致。
偏偏這時，不知從哪兒突然爆出一句：“我們是害蟲！”接下來會怎樣呢？眾人莫不大驚失色（懷疑耳朵聽錯了），但鎮靜後的第一個反應是：“他叛變了！他叛變了！”隨即人堆裏便炸開了鍋（儼然羊群裏鑽進了狼），紛紛作憤怒狀，作勢不兩立和揮拳狀。
於是，德國就有了一批被稱作“叛徒”的人。以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來，他們不過是一些表達了個人觀點——且沒有被自己的誠實嚇破膽的青年，但在一個極不正常的年代，“個人”多麼稀缺，他的處境立馬變得多麼凶險——因為“他們有那麼多，而我隻是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記》）
有一組軍人的名字應被其同胞記住。今天，他們已不在人間，但半世紀前，他們都曾宣稱：我們，日耳曼人自己，是國家的害蟲！他們皆認為，該是由德國人自己來結束這場災難的時候了，於是便有了屬於“個人”的行動……這種事發生在“聖戰”最激酣的當口，發生在每個人都把自己的命運、價值、榮辱與“元首的夢想”“德國的最後勝利”綁在一起的關頭，無疑被視作對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惡毒挑釁。
“叛徒”們的名字是：國防軍上校施陶芬貝格伯爵，他從前線潛回柏林，因拒絕執行元首命令而執行了自己的命令——刺殺希特勒（他差點就成功了）——而遭槍決。20歲的列兵沃爾夫岡·博歇爾特，因寫了幾封“危害國家安全”的私信被判死刑（後改赦，但因戰爭摧殘於戰後翌年死去），他把“必須要說的話”匆匆寫進一本叫《拒之門外及其他短篇小說》的小書裏。還有一位即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當時的德國軍人海因裏希·伯爾，在《給我兒子的信或四輛自行車》中，他追述了自己是怎樣借“開小差”“造假證”“偷自行車”等一係列不光彩行徑——來逃離戰場和躲避殺人任務的。
身著製服，卻拒絕執行一個軍人被規定的職責，從職業屬性上看，他們全是混賬小醜，按戰場紀律該槍斃。想必今日，亦沒有哪家隊伍敢接納這些不安分的家夥。但他們卻是合格的人，比做一名軍人做得更多，是赤子，是持個人頭腦的合格的生命！在一個拒絕執行命令為高尚的年代，他們分別以個人方式捍衛了生命尊嚴和自由意誌，而沒被“國家主義”所挾持。他們清醒的血肉之軀——顯得與那套褐色製服多麼不協調！正因這些不協調，正因很多命令沒被執行，許多人才死裏逃生，許多村莊、樓房、街道才免遭毀滅……按伯爾的說法：“違抗命令不愧為光榮的過失！”有時候，過失就是良知，瀆職就是正義。
愛祖國，但不應閉著眼睛愛祖國。愛人民，但不該隨隨便便就愛上人民的某個樣子，尤其它“昏迷或粗野時那種不雅的樣子”。
在納粹德國，最振聾發聵的就是“愛國主義”“人民萬歲”這類詞語，其深入人心的程度猶如犁刀對國土的耕占，結實而深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