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讓隱蔽的“原子”從住所裏跑出去，一時一刻也不能招徠關注的目光。身處同事之間從不表現自己有廣泛的興趣，總裝出自己對文學一竅不通。此外，生活中每走一步都會遇到各級領導和機關的妄自尊大、粗暴貪婪，有時候雖有可能通過正中要害的控訴和當仁不讓的抗議——澄清某種事情，可我從不允許自己這樣做，絲毫不為鬧事、鬥爭之類所動，隻求做一個典型的蘇維埃公民，即在任何恣意妄為麵前總俯首貼耳，對任何愚蠢行為總心安理得。
為了爆發，必須忍受。為了石破天驚的訇響，必須先無精打采地沉默。必須阻止體內那股正義的衝動和激情——用繃帶、膠布、壓板將之纏了又纏，裹了又裹，千萬不能決堤，不能外泄。
他堅定、自信，有著耐寒的體魄和不畏寂寞的定力。但“深水區”的鍾表走得太慢了，氧氣太少了，他有虛弱和委屈，有沮喪和不甘的時候——
整整12年，我平靜地寫個不停。隻是到了第13年時我顫栗了。這是1960年夏……我有一種漲滿感，構思和行動失去了輕鬆……我已經對保守秘密感到了厭倦。
秘密若永遠是秘密，那就沒有任何意義。每一樁曆史秘密和真理，都有其對應的有效時代，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容器裏，它是偉大而有力的，可一旦容器被消碎或解體——它卻遲遲沒顯形，那就白白流失了其能量。
秘密不應作為塑料花而自淫，她須抓住一切隙機以綻放腹中的果實。她渴望聽到誕生的嬰泣。
最敗壞一個作家的是許多年不能夠有讀者——苛求的、敵對的以及喝彩的讀者，是無論如何不能夠用自己的一支筆去影響周圍的生活，影響成長中的青年一代。這樣的緘默會帶來純潔，也會帶來無為。
若暫時沒有讀者的僅僅是作家的私性體驗（比如卡夫卡和普魯斯特的作品），那或許稱得上“純潔”。但若涉及民族生存、公共良知和國家前途，那隻有不顧一切地早早曝光方稱得上“純潔”了。對此，羅曼·羅蘭和紀德作出了不同選擇：前者的《莫斯科日記》在長達半世紀的自我封存中成了朽紙，鉛華失盡，由一件思想利器淪為死亡政權的哭喪棒；而紀德的《從蘇聯歸來》則光芒四射，成為了一把率先解剖政治烏托邦的手術刀。
不能浮出水麵，不能用一支筆去改變周圍的空氣，不能影響成長的一代——把之拱手送給當局去“培養”——這是索爾仁尼琴等“深水魚”每天都遭受的炙烤，他幾乎聽得見神經噝噝冒煙的焦糊味。
還有文學自身也受到了損傷：一個作家，在獲得了思想之後，還要考慮如何表達，使精神體驗與藝術形式完美地結合，讓作品具有更永恒和激動人心的力量，而“地下作家”在這方麵遇到了障礙——
地下作家一個強有力的優勢在於他的筆是自由的……除了真理，再沒有什麼在他頭上回蕩。但他的處境也有一種經常性的損失：讀者太少，特別是缺少文學鑒賞力很高的、挑剔的讀者。地下作家完全是按照其他特征選定讀者的：政治上可靠和能夠守口如瓶。有這兩種品質的人很少同時兼有細致入微的藝術審美力……而事實上，這樣的批評，這種把寫好的作品放在美學的空間地帶進行冷靜、清醒的局部測量是非常需要的……在孤獨的與世隔絕的狀態中寫上10年、12年，會不知不覺地隨心所欲：有時長篇大論空空洞洞而且過於尖酸；有時激昂慷慨聲嘶力竭卻又故弄玄虛；有時搜盡枯腸找不到更合適的手段，竟用些粗俗的傳統手法硬粘合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