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鳴？這遠遠不夠。它要把墳頭、地皮、連同墓穴裏的暗道一齊叼上天，將黑體製的筋骨一齊挑上天，讓全世界都看清這個國家的腐爛和恐怖。
借助特瓦爾多夫斯基這位保姆，索爾仁尼琴在“兩塊巨石”間（1961年——1964年，即赫魯曉夫的所謂“解凍”期）贏得了一記喘息，並迅速積攢起了聲譽，為更重要作品的撰寫和問世奠定了基礎。
但鷙是清醒的，領取掌聲的同時警惕被手掌俘獲，他知道警報並未解除，危險將隨著自己愈來愈多的“崢嶸”而降臨——鷙要做的事是任何地麵上的權力者都不允許的，他要利用暫時的自由罅隙全速衝刺，直到再次被剝奪自由。
索氏的獨立還表現在他與恩人的友誼上。
在對體製的根本立場上，倆人觀點並不吻合，甚至激烈對峙。但誰也沒奢求對方作出原則性的犧牲，也不妨礙盡可能多地“共同行動”。
和眾多老布爾什維克一樣，特瓦爾多夫斯基是列寧和斯大林時代的產物，對體製有一種天然的敬畏和依附。但他是個詩人，血液裏流淌著俄羅斯人文傳統的因子，對自由、公正有著不可遏製的渴望和義務感。因此，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充滿了痛苦、糾結與閃爍不定的東西。
雖自身常陷平庸，但對不平庸的人和事卻本能地親近；雖本人不持有真理，但總能被別人的真理所感染和激動；雖自己做不出驚心動魄的非常之事，卻總在有意無意幫他人完成這樣的舉動，且不遺餘力。
他不反對體製，但在體製與受害者之間，他自覺為後者辯護，就像一位母親，見了被欺負的孩子總忍不住衝上前……他清楚自己能量的大小、性質，知道該怎樣把它用對、用準、用盡——逼近底線，但不會穿透，不會使之報廢。
比如他提醒索氏：“我不敢保證您的作品一定能出版，也不確定日期，但我將竭盡全力。”（事實上他做的比承諾還要多）。談到修改時，他抱歉地說：“有幾首詩可以發表，但有槍聲的發表不了，雖然希望有槍聲。”（索氏由衷地讚歎：“不安的人祈求風暴，不，他完全沒有腐敗！”）盡管遇到麻煩，他還是鄭重地請求作者：“您不要寫那種編輯不需要告訴我就能決定發表的東西！永遠不要寫！”
“特瓦爾多夫斯基具有先天的尊嚴感和高尚情操，甚至在他被令人沮喪地迷惑住了的時刻，這種精神也沒有失落，正是該精神幫助他決不允許其雜誌出現直接的卑鄙。”
他掌舵的是一份政府雜誌，能量有限，其本人也受到幾位政治“保鏢”的監視。《新世界》的發稿尺度和空間無論如何不能用19世紀《祖國紀事》和《現代人》的標準來衡量。但若少了特瓦爾多夫斯基，《新世界》無疑即《真理報》的文學版。
一個詩人，一個好人，一個英勇的主編，但終究不是一個戰士。
他有很多缺點，卻把最大的優點給了索爾仁尼琴——這個俄羅斯暗夜裏的囚犯。至於他自己，除了索氏的友誼和敬意，所獲的全是風險和拖累，隨著親手放飛的“小鳥”越來越大膽——日益露出“鷙”的凶相，他的《新世界》正麵臨滅頂之災。但於索氏來說，私誼不能拿信仰交換，他不會基於感恩而作出妥協——以減輕《新世界》主人的壓力。甚至，在“《新世界》應辦成一個什麼樣的雜誌”等問題上，他繼續煽風點火：“它每一期的形成都不應以‘上層’今天的情緒為轉移，不以恐懼和傳言的搖擺為轉移，不應囿於昨天批準的範圍之內，每一期都應多少超越一下這個範圍，要敢於跑著用額頭去撞牆。”
索爾仁尼琴自喻“牛犢頂橡樹”，自然希望別人也成為一頭猛牛，齊力去撞同一棵樹。但同時，他亦不無歉疚和羞愧：“我向特瓦爾多夫斯基要的東西太多了，他早已把秋千蕩到了極限。”
“昨天還準備離開《新世界》的特瓦爾多夫斯基現在不準備離開了。他還要像老母雞一樣紮煞一下翅膀，保護自己的小雞不被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