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積極受眾論”
理論視野
作者：王禕
“積極受眾論”的提出與發展
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對大眾媒介的關注，開啟了文化研究受眾關注的先河。伯明翰學派領軍人物斯圖爾特·霍爾承襲葛蘭西關於人能動作用的思想，通過對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的批判發展，從文化關係、社會背景和製度情境等結構性因素出發，提出了受眾“編碼/解碼”的三種方式：霸權讀解、協商讀解和對抗讀解，用以強調意義闡釋的多樣性。從此，一直置於被動消費者“客體”地位的受眾在研究視域中的本原地位得以恢複，霍爾“賦予文化生產與接收以新的分析語彙和理論”。①
倫敦大學戈德史密斯學院的資深教授戴維·莫利證實了霍爾關於階級位置對解碼的影響並提出修正：解碼模式不隻由階級位置決定，更由社會位置與個人位置在不同話語架構的相互接合決定。某種意義上說，主導性解碼生效是因為信息內容受製於編碼者意圖。三種解碼模式之間存在一條“意義輸送帶”。此後，莫利又引入“民族誌”方法，對家庭收視情況進行了調查。他通過考量家庭中兩性收看電視過程中“看什麼、怎麼看和如何評價”三個變量，將家庭收視行為與背後的深層結構性因素相勾連，挖掘作為主體的受眾意識形態是如何被構造的。他指出，文本和受眾之間要存在共鳴才能生成意義，否則意義將會被忽略。單一性、封閉性的敘事文本的主導意義容易被覺察，肥皂劇等開放性文本則可能產生抵抗主導意義的闡釋。自此，“積極受眾論”正式形成。
當代英美學術界著名的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費斯克，也是受眾在意義生產中擁有自主權的宣揚者。他提出了“生產者文本”的概念，主張電視文本“把意義生產授權給觀眾——生產者”，②認為社會權力和符號權力是相對獨立存在的，民眾雖然對社會權力束手無策，但是民眾可以充分利用符號權力，通過對抗性的解碼實踐顛覆統治階級的文化領導權，進而達到“人的全麵和自由發展”。受眾是意義的生產者，有能力根據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經驗對文本進行解讀，從而生產出自己的文化。其閱讀行為是“在已有的文化知識與文本之間建立聯係”。③這些論斷體現了肯定受眾主動性的新思潮，他與莫利的對話豐富和發展了“積極受眾論”。
對“受眾積極性”的反思
1.局限性：來自政治經濟學派的挑戰
伴隨文化研究的國際轉向，莫利等曾與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先驅赫伯特·席勒進行過一場針鋒相對的對話。莫利認為席勒的“文化帝國主義”是基於“皮下注射”模式的簡單論斷，受眾並非被動接受媒介產品影響，而是在解碼的同時進行多方麵參與，可以對編碼者有意預設的包含意識形態的信息進行選擇性接受或顛覆式理解，而文本的多義性為能動性解讀提供了可能。英國的利貝斯和卡茨對電視劇《達拉斯》的全球受眾進行了抽樣調查，樣本涵蓋不同國籍、種族、文化差異和接受程度，指出受眾的個體經驗、文化背景及其身處的社會環境都影響著對同一劇集的解讀，借以驗證“積極受眾論”的合理性。
席勒說：“怎麼能從當代這個開放的媒介文化環境中，隻取出一個電視節目、一本書或一個團體來檢視其效果呢？”④他認為，基於受眾個體體驗上的“積極受眾論”持有者，是無法站在更宏觀的立場上去衡量跨國媒介體係中“整個文化包裹”的綜合影響的。《達拉斯》中宣揚的資產階級貴族生活方式與價值觀或許會在解碼過程中因與當地受眾的文化背景不相容而被過濾掉，但是作為背景的摩天大樓、美式快餐、娛樂場所等象征現代生活模式的符號，無疑也會對別國特別是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受眾形成向心力。受眾對於媒介產品的解讀是處於巨大的文化市場體係之中的，很難抽離其中孤立地研究解碼方式與意義生成。“受眾積極性”並非永遠奏效，極易在消遣娛樂時消解於抵抗無意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