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信息流失衡與再平衡的弈局
國際媒介
作者：楊誌開
2011年6月1日，《華爾街日報》發表了新華社社長李從軍題為《構建世界傳媒新秩序》的文章。李從軍認為：“相對於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發展進程，國際輿論傳播的秩序與規則，似乎大大落後於時代潮流了。這首先表現在極不均衡的國際傳播結構狀態上。信息傳播主要呈從西方流向東方、從北方流向南方、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流通狀態。”①這重新引發人們對國際信息流失衡問題的思考。
國際信息流動實質是利益流動
於1961年形成的不結盟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早期針對不公正、不平等的世界貿易格局而團結抗爭。不結盟國家認為，所謂的“自由貿易”實際上是從北向南的單向貿易；同樣，信息的“自由流通”也是新聞和信息從北向南的單向流動。②
1976年，不結盟運動國家在印度新德裏召開部長會議，通過了著名的《新德裏宣言》，指出了國際信息流嚴重失衡的實質——信息傳播工具掌握在少數國家少數人手中，在這種條件下，信息自由隻是這些人按自己的方式進行宣傳的自由，從而剝奪了其他國家其他人的權利。③
由於不結盟運動國家、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具有更多的投票權，美英等國在該組織中的提議經常被否決。1983年12月，美國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持續的外部政治化、敵視自由社會的基本體係尤其是敵視自由的新聞、自由的市場和個人權利”④為由威脅退出，並最終於1984年12月19日正式退出。隨後，英國和新加坡也相繼退出。進入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結束了兩極對峙的世界政治格局，南斯拉夫解體也極大挫傷了不結盟國家的元氣。在這樣複雜的國際背景下，有關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呼聲和辯論在聯合國舞台上幾近銷聲匿跡。
從這段曆史來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行的有關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辯論完全是政治利益的博弈。後來美國於2003年重新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其理由是該組織已經進行了改革，也即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清除了反自由的意識形態，適應了其當初的使命，尤其是新聞自由。然而，從本質上講，不管是退出還是重新加入，美國的選擇都是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時至今日，人類已經進入網絡時代，美國在全球倡導其“網絡自由”的理念，然而，當鼓吹“信息透明自由流通”的阿桑奇通過其創辦的“維基解密網”大量泄露美國外交機密文件時，美國以其威脅國家安全為由對他強烈譴責並進行打壓。由此可見，圍繞國際信息流論爭的其實是利益的流動。當我們在思考“信息自由流動”這一概念時，必須清楚到底是什麼信息在流動，為誰的利益而自由流動。
國際信息“逆流”難改失衡現狀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和傳播技術的發展，在美國之外出現了以半島電視台、中東廣播中心、鳳凰衛視、巴西的環球電視、墨西哥的特拉維薩、印度的寶萊塢、尼日利亞的諾萊塢等為代表的多個廣播電視電影製作中心。從全球來看，從南向北的媒介內容流動不斷增加。Daya Thussu將這種非西方國家的媒介內容從南向北的流動現象稱為“逆流”（contra-flow/counter-flow）。雖然這些來自美國之外的不斷增多的信息內容流動與以美國為主導的支配性信息流動構成了一定的挑戰，在某種程度上有利於改變失衡的國際信息流格局，但是Thussu仍然謹慎地認為，“這些文化產品逆流的案例絕不意味著西方的媒介支配地位已經削弱”。⑤
Bagdikian在他2004年出版的第七版《新的媒介壟斷》一書中指出，“正在控製美國的大部分傳媒產業的隻有時代華納、迪士尼、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德國的貝塔斯曼和維亞康姆這五個巨型公司”。⑥目前，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等國際媒體均已創辦環球廣播，傳播範圍覆蓋世界各地。這充分說明，美國傳媒巨頭們的確在支配著全球傳媒格局，而非西方世界的所謂的信息“逆流”仍然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世界信息流失衡的狀況。
互聯網——新的希望？
對李從軍以“媒體聯合國”的形式建立新的國際傳播治理機製的倡議，柯林·斯帕克斯持保留態度，他認為，“實施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核心的戰略帶來的問題是，它把新聞業的問題轉換成了外交問題。在交易和討價還價中——這是日複一日的外交現實，這些美好的原則可能隻表現在文字上而不是實際上”。⑦因此，斯帕克斯主張以半島電視台為範例，在當前占主導地位的電視媒體之外，建立具有公信力的、讓人們可以選擇的媒體。同時，斯帕克斯也把希望投向了互聯網。然而，互聯網能否扭轉國際信息流失衡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