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之後，華夏文明整體上走了下坡路，而歐洲人在接觸到大量的東方文明之後，開始覺醒，最終促成了文藝複興，走上了工業革命的路子。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南宋的這一段曆史給華夏文明帶來了多大的災難，給世界做出了多大的貢獻，損己以利人的本事也就兩宋玩得最溜。
南宋的聯蒙滅金，是在戰戰兢兢、鼠兩端、瞻前顧後的心態中，一步步被逼出來的。被動多於主動。
在宋朝曆史上，借助軍事同盟以達到消滅敵國，而最終盟國演變為更強大敵人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北宋末年與女真結盟而消滅遼國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宋與蒙古之間並沒有實質性的交往，而隨著金人與蒙古人的對抗中處處被動，蒙古人的馬蹄開始踏上中原土地的時候，南宋與蒙古人締結軍事同盟的前提已經鋪設好了。
對南宋而言，有其幾方麵的原因：一是南宋的複仇意識；二是金朝錯估形勢，將可能的盟友推向敵方；三是蒙古勢力強大，南宋不得已而為之。
對於宋金蒙三方的力量尤其是蒙古人的企圖，南宋朝廷上下並非無所窺測。麵對蒙古洶洶南下，世仇金朝依然故我的情況下，南宋朝廷有兩派意見，一者扶持金朝，以之為對抗蒙古的屏蔽；一者認為應趁此機會滅亡金朝，並由此振奮精神，再圖抵抗蒙古南下的企圖。
南宋大臣喬行簡認為，“強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齒寒之轍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認為在蒙古人勢力興起的形勢下，金已經由過去的仇敵轉而為今的緩衝國，隻要金能抵禦蒙古人的進攻，南宋繼續向金輸納歲幣也是未嚐不可的。
蒙古勢力很強，已經具備了滅亡金朝的能力，等到蒙古滅亡金朝之後，與宋為鄰，對宋朝並不是一件好事。若不與金朝絕交，繼續輸納歲幣，則有利於金人抗蒙，這樣，南宋也有機會舒緩時間，組織力量，對抗蒙古人的南下。
喬行簡的主張，在宋金世仇終於可以得報的情況下，難以得到讚同。
南宋另一大臣真德秀等人主張“金人於我有不共戴之仇，應該乘金朝遭遇蒙古進攻之機，停止向金人輸納歲幣，並出兵北上收複失地，以報君父之仇。“認為想以金人為屏蔽是靠不住的，應該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眾心”。宋朝應該盡快使自己強大起來，既可以改變自己原來在金朝麵前的卑弱地位，又可以應付蒙古的進攻。
雖然南宋朝廷意見不一，但也都認識到蒙古乃虎狼之邦，不足以為盟友，甚至是比金朝更為凶惡的敵人。
大多數人認為喬行簡的看法是過於冷靜，是很難讓人接受的。真德秀的看法可取，一鼓而雪百年之恥，自然能得到眾人的讚同。
為報靖康之恥，最終選擇了不與金朝結盟。在戰爭開始，金朝滅亡指日可待的情況下，即使主張滅金以報世仇的真德秀，對於如何處理與蒙古的關係，也提出應該謹慎對待，“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韃靼，即向之女真”。
認為聯蒙滅金可能重蹈當年聯金滅遼的覆轍。在南宋朝廷內部，雖然“滅金”的聲音很響，但”聯蒙“的策略一直沒占上風。
金國被迫遷都之後，財政匱乏，為了解決糧食問題，不僅要求南宋繼續輸納歲幣，還強索糧食。這時南宋內部商販的思維慣性又主導了朝政。
得不到就搶，金國開始了南侵。這次南侵打破了宋廷以金為屏障的幻想。這時，南宋為了自己的存亡，不僅對入侵金軍進行了堅決的抵抗，而且不斷尋找機會深入河南抄略以迫使金軍退兵。另外，為了減輕國防壓力，南宋還公開招納有實力的山東忠義軍，同時與西夏會師夾擊秦、鞏。
這場戰爭一打就是七年。金國不僅未能達到“取償於宋”的目的，反而損失慘重。雖然宋廷此時還保持著清醒，並沒有對金國落井下石，但宋金聯合抗蒙的可能性已經變得微乎其微。
另外，此前蒙古進攻西夏時，西夏也曾向金國求救，但金國卻趁火打劫，以致後來入侵南宋時，西夏堅定地站在了南宋一邊。
在金國動對宋戰爭之後，宋廷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與蒙古展開交往，以期減少自己承受的軍事壓力。嘉定十一年，蒙古再次遣使與南宋接觸，宋寧宗亦表達了與蒙古進一步接觸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