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先明白科學應用到人生觀上去時發生的結果，我們如何能懸空評判科學能不能解決人生觀呢？
亞東圖書館主人汪孟鄒先生，近來把散見國內各種雜誌上的討論科學與人生觀的文章搜集印行，總名為《科學與人生觀》。我從煙霞洞回到上海時，這部書已印了一大半了。孟鄒要我做一篇序。
我覺得，在這回空前的思想界大筆戰的戰場上，我要算一個逃兵了。我在本年三四月間，因為病體未複原，曾想把《努力周報》停刊，當時丁在君先生極不讚成停刊之議，他自己做了幾篇長文，使我好往南方休息一會。我看了他的《玄學與科學》，心裏很高興，曾對他說，假使《努力》以後向這個新方向去謀發展，——假使我們以後為科學作戰，——《努力》便有了新生命，我們也有了新興趣，我從南方回來，一定也要加入戰鬥的。然而我來南方以後，一病就費去了六個多月的時間，在病中我隻做了一篇很不莊重的《孫行者與張君勱》，此外竟不曾加入一拳一腳，豈不成了一個逃兵了？我如何敢以逃兵的資格來議論戰場上各位武士的成績呢？
但我下山以後，得遍讀這次論戰的各方麵的文章，究竟忍不住心癢手癢，究竟不能不說幾句話。一來呢，因為論戰的材料太多，看這部大書的人不免有“目迷五色”的感覺，多作一篇綜合的序論也許可以幫助讀者對於論點的了解。二來呢，有幾個重要的爭點，或者不曾充分發揮，或者被埋沒在這二十五萬字的大海裏，不容易引起讀者的注意，似乎都有特別點出的需要。因此，我就大膽地作這篇序了。
（一）
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它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名詞就是“科學”。這樣幾乎全國一致的崇信，究竟有無價值，那是另一問題。我們至少可以說，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科學”的，直到民國八九年間梁任公先生發表他的《歐遊心影錄》，科學方才在中國文字裏正式受了“破產”的宣告。
梁先生說：……要而言之，近代人因科學發達，生出工業革命，外部生活變遷急劇，內部生活隨而動搖，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依著科學家的新心理學，所謂人類心靈這件東西，就不過物質運動現象之一種。……這些唯物派的哲學家，托庇科學宇下建立一種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把一切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都歸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不惟如此，他們把心理和精神看成一物，根據實驗心理學，硬說人類精神也不過一種物質，一樣受“必然法則”所支配。於是人類的自由意誌不得不否認了。意誌既不能自由，還有什麼善惡的責任？……現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機就在這一點。宗教和舊哲學既已被科學打得個旗靡幟亂，這位“科學先生”便自當仁不讓起來，要憑他的試驗發明個宇宙新大原理。卻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說，敢是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異，今日認為真理，明日已成謬見。新權威到底樹立不來，舊權威卻是不可恢複了。所以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了羅針的海船遇著風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麼樂利主義、強權主義愈發得勢。死後既沒有天堂，隻好盡這幾十年盡情地快活，善惡既沒有責任，何妨盡我的手段來充滿我個人的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質增加速率，總不能和欲望的升騰同一比例，而且沒有法子令他均衡。怎麼好呢？隻有憑自己的力量自由競爭起來，質而言之，就是弱肉強食。近年來什麼軍閥，什麼財閥，都是從這條路產生出來。這回大戰爭，便是一個報應。……
總之，在這種人生觀底下，那麼千千萬萬人前腳接後腳的來這世界走一趟住幾十年，幹什麼呢？獨一無二的目的就是搶麵包吃。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間物質運動的大輪子缺了發動力，特自來供給它燃料。果真這樣，人生還有一毫意味，人類還有一毫價值嗎？無奈當科學全盛時代，那主要的思潮，卻是偏在這方麵，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它向導，哪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淒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上卷，頁一九——二三）
梁先生在這段文章裏很動情感地指出科學家的人生觀的流毒：他很明顯地控告那“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把歐洲全社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養成“弱肉強食”的現狀，——“這回大戰爭，便是一個報應”。他很明白地控告這種科學家的人生觀造成“搶麵包吃”的社會，使人生沒有一毫意味，使人類沒有一毫價值，沒有給人類帶來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叫人類“無限淒惶失望”。梁先生要說的是歐洲“科學破產”的喊聲，而他舉出的卻是科學家的人生觀的罪狀；梁先生摭拾了一些玄學家誣蔑科學人生觀的話頭，卻便加上了“科學破產”的惡名。
梁先生後來在這一段之後，加上兩行自注道：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
然而謠言這件東西，就同野火一樣，是易放而難收的。自從《歐遊心影錄》發表之後，科學在中國的尊嚴就遠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國門的老先生很高興地喊著，“歐洲科學破產了！梁任公這樣說的。”
我們不能說梁先生的話和近年同善社、悟善社的風行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但我們不能不說梁先生的話在國內確曾替反科學的勢力助長不少的威風。梁先生的聲望，梁先生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都能使他的讀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論的影響。何況國中還有張君勱先生一流人，打著柏格森、倭鏗、歐立克……的旗號，繼續起來替梁先生推波助瀾呢？
我們要知道，歐洲的科學已到了根深柢固的地位，不怕玄學鬼來攻擊了。幾個反動的哲學家，平素飽饜了科學的滋味，偶爾對科學發幾句牢騷話，就像富貴人家吃厭了魚肉，常想嚐嚐鹹菜豆腐的風味：這種反動並沒有什麼大危險。那光焰萬丈的科學，決不是這幾個玄學鬼搖撼得動的。一到中國，便不同了。中國此時還不曾享著科學的賜福，更談不到科學帶來的“災難”。我們試睜開眼看看：這遍地的乩壇道院，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這樣不發達的交通，這樣不發達的實業，——我們哪裏配排斥科學？至於“人生觀”，我們隻有做官發財的人生觀，隻有靠天吃飯的人生觀，隻有求神問卜的人生觀，隻有《安士全書》的人生觀，隻有《太上感應篇》的人生觀——中國人的人生觀還不曾和科學行見麵禮呢！我們當這個時候，正苦科學的提倡不夠，正苦科學的教育不發達，正苦科學的勢力還不能掃除那彌漫全國的烏煙瘴氣，——不料還有名流學者出來高唱“歐洲科學破產”的喊聲，出來把歐洲文化破產的罪名歸到科學身上，出來菲薄科學，曆數科學家的人生觀的罪狀，不要科學在人生觀上發生影響！信仰科學的人看了這種現狀，能不發愁嗎？能不大聲疾呼出來替科學辯護嗎？
這便是這一次“科學與人生觀”的大論戰所以發生的動機。明白了這個動機，我們方才可以明白這次大論戰在中國思想史上占的地位。
（二）
張君勱的《人生觀》原文的大旨是：人生觀之特點所在，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誌的，曰單一性的。惟其有此五點，故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
君勱敘述那五個特點時，處處排斥科學，處處用一種不可捉摸的語言——“是非各執，絕不能施以一種試驗”“無所謂定義，無所謂方法，皆其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張之”“若強為分析，則必失其真義”“皆出於良心之自動，而決非有使之然者”。這樣一個大論戰，卻用一篇處處不可捉摸的論文作起點，這是一件大不幸的事。因為原文處處不可捉摸，故駁論與反駁都容易跳出本題。戰線延長之後，戰爭本意反不很明白了。（我常想，假如當日我們用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學萬能之夢》一篇作討論的基礎，我們定可以使這次論爭的旗幟格外鮮明，——至少可以免去許多無謂的紛爭。）我們為讀者計，不能不把這回論戰的主要問題重說一遍。
君勱的要點是“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我們要答複他，似乎應該先說明科學應用到人生觀問題上去，會產生什麼樣子的人生觀；這就是說，我們應該先敘述“科學的人生觀”是什麼，然後討論這種人生觀是否可以成立，是否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問題，是否像梁先生說的那樣貽禍歐洲，流毒人類。我總觀這二十五萬字的討論，終覺得這一次為科學作戰的人——除了吳稚暉先生——都有一個共同的錯誤，就是不曾具體地說明科學的人生觀是什麼，卻去抽象地力爭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問題。這個共同的錯誤原因，約有兩種：第一，張君勱的導火線的文章內並不曾像梁任公那樣明白指斥科學家的人生觀，隻是籠統地說科學對於人生觀問題不能為力。因此，駁論與反駁論的文章也都走上那“可能與不可能”的籠統討論上去了。例如丁在君的《玄學與科學》的主要部分隻是要證明：凡是心理的內容，真的概念推論，無一不是科學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