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我的兒子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順兒子。……“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致於做打爹罵娘的事，決不致於對他的父母毫無感情。
“父母於子無恩”的話，從王充、孔融以來，也很久了。從前有人說我曾提倡這話，我實在不能承認。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個兒子，我才想到這個問題上去。我想這個孩子自己並不曾自由主張要生在我家，我們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裏糊塗的給了他一條生命。況且我們也並不曾有意送給他這條生命。我們既無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為有恩於他？他既無意求生，我們生了他，我們對他隻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們糊裏糊塗的替社會上添了一個人，這個人將來一生的苦樂禍福，這個人將來在社會上的功罪，我們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說得偏激一點，我們生一個兒子，就好比替他種下了禍根，又替社會種下了禍根。他也許養成壞習慣，做一個短命浪子；他也許更墮落下去，做一個軍閥派的走狗。所以我們“教他養他”，隻是我們自己減輕罪過的法子，隻是我們種下禍根之後自己補過彌縫的法子。這可以說是恩典嗎？
我所說的，是從做父母的一方麵設想的，是從我個人對於我自己的兒子設想的，所以我的題目是《我的兒子》。我的意思是要我這個兒子曉得我對他隻有抱歉，決不居功，決不市恩。至於我的兒子將來怎樣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決不期望他報答我的恩，因為我已宣言無恩於他。
先生說我把一般做兒子的抬舉起來，看做一個“白吃不還賬”的主顧。這是先生誤會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恰同這個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來，叫他們不要把自己看做一個“放高利債”的債主。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驅逐出境。我要問光生，現在“孝子”兩個字究竟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稱“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喪的兒子（古書稱為“主人”），無論怎樣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戴上高梁冠，拿著哭喪棒，人家就稱他做“孝子”。
我的意思以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裏，故戰陣無勇，蒞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這種學說，先生也承認他流弊百出。
所以我要我的兒子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順兒子。我的意想以為“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致於做打爹罵娘的事，決不致於對他的父母毫無感情。
但是我不讚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易卜生的《群鬼》裏有一段話很可研究：孟代牧師你忘了沒有，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
阿爾文夫人我們不要講得這樣寬泛。應該說：“歐士華應該愛敬阿爾文先生（歐士華之父）嗎！”
這是說，“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是耶教一種信條，但是有時未必適用。即如阿爾文一生縱淫，死於花柳毒，還把遺毒傳給他的兒子歐士華，後來歐士華毒發而死。請問歐士華應該孝順阿爾文嗎？若照中國古代的倫理觀念自然不成問題。但是在今日可不能不成問題了。假如我染著花柳毒，生下兒子又聾又瞎，終身殘廢，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把我的兒子應得的遺產都拿去賭輸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著，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賣國賣主義，做了一國一世的大罪人，他應該愛敬我嗎？
至於先生說的，恐怕有人扯起幌子，說，“胡先生教我做一個堂堂的人，萬不可做父母的孝順兒子。”這是他自己錯了。我的詩是發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想，我並不曾教訓人家的兒子！
總之，我隻說了我自己承認對兒子無恩，至於兒子將來對我作何感想，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不管了。
附：
汪長祿先生來信
昨天上午我同太虛和尚訪問先生，談起許多佛教曆史和宗派的話，耽擱了一點多鍾的工夫，幾乎超過先生平日見客時間的規則五倍以上，實在抱歉的很。後來我和大虛匆匆出門，各自分途去了。
晚邊［上］回寓，我在桌子上偶然翻到最近《每周評論》的文藝那一欄，上麵題目是《我的兒子》四個字，下麵署了一個“適”字，大約是先生做的。這種議論我從前在《新潮》、《新青年》各報上麵已經領教多次，不過昨日因為見了先生，加上“叔度汪汪”的印象，應該格外注意一番。我就不免有些意見，提起筆來寫成一封白話信，送給先生，還求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