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說，“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於你。”這和孔融所說的“父之於子當有何親……”“子之於母亦複奚為……”差不多同一樣的口氣。我且不去管他。下文說的，“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你的恩誼。”這就是做父母一方麵的說法。換一方麵說，做兒子的也可模仿同樣口氣說道：“但是我既來了，你不能不養我教我，那是你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我的恩誼。”那麼兩方麵湊泊起來，簡直是親子的關係，一方麵變成了跛形的義務者，他一方麵變成了跛形的權利者，實在未免太不平等了。
平心而論，舊時代的見解，好端端生在社會一個人，前途何等遙遠，責任何等重大，為父母的單希望他做他倆的兒子，固然不對。但是照先生的主張，竟把一般做兒子的抬舉起來，看做一個“白吃不回賬”的主顧，那又未不免太“矯枉過正”罷。
現在我且丟卻親子的關係不談，先設一個譬喻來說。假如有位朋友留我在他家裏住上若幹年，並且供給我的衣食，後來又幫助我的學費，一直到我能夠獨立生活，他才放手。雖然這位朋友發了一個大願，立心做個大施主，並不希望我些須報答，難道我自問良心能夠就是這麼拱拱手同他離開便算了嗎？我以為親子的關係，無論怎樣改革，總比朋友較深一層。就是同朋友一樣平等看待，果然有個鮑叔再世，把我看做管仲一般，也不能夠說“不是待我的恩誼”罷。
大作結尾說道：“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這話我倒並不十分反對。但是我以為應該加上一個字，可以這麼說：“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單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為什麼要加上這一個字呢？因為兒子孝順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種信條，和那“悌弟”、“信友”、“愛群”等等是同樣重要的。舊時代學說把一切善行都歸納在“孝”字裏麵，誠然流弊百出。但一定要把“孝”字“驅逐出境”，劃在做人事業範圍以外，好像人做了孝子，便不能夠做一個堂堂的人。換一句話，就是人若要做一個堂堂的人，便非打定主意做一個不孝之子不可。總而言之，先生把“孝”字看得與做人的信條立在相反的地位。我以為“孝”字雖然沒有“萬能”的本領，但總還夠得上和那做人的信條湊在一起，何必如此“雷厲風行”硬要把他“驅逐出境”呢？
前月我在一個地方談起北京的新思潮，便聯想到先生個人身上。
有一位是先生的貴同鄉，當時插嘴說道：“現在一般人都把胡適之看做洪水猛獸一樣，其實適之這個人舊道德並不壞。”說罷，並且引起事實為證。我自然是很相信的。照這位貴同鄉的說話推測起來，先生平日對於父母當然不肯做那“孝”字反麵的行為，是決無疑義了。我怕的是一般根底淺薄的青年，動輒抄襲名人一兩句話，敢於扯起幌子，便“肆無忌憚”起來。打個比方，有人昨天看見《每周評論》上先生的大作，也便可以說道：“胡先生教我做一個堂堂的人，萬不可做父母的孝順兒子。”久而久之，社會上布滿了這種議論。那麼任憑父母老病凍餓以至於死，卻可以不去管他了。我也知道先生的本意無非看見舊式家庭過於“束縛馳驟”，急急地要替他調換空氣，不知不覺言之太過，那也難怪。從前朱晦庵說得好，“教學者如扶醉人”，現在的中國人真算是大多數醉倒了。先生可憐他們，當下告奮勇，使一股大勁，把他從東邊扶起。我怕是用力太猛，保不住又要跌向西邊去，那不是和沒有扶起一樣嗎？萬一不幸，連性命都要送掉，那又向誰叫冤呢？
我很盼望先生有空閑的時候，再把那“我的父母”四個字做個題目，細細的想一番。把做兒子的對於父母應該怎樣報答的話（我以為一方麵做父母的兒子，同時在他方麵仍不妨做社會上一個人），也得詠歎幾句，“恰如分際”，“彼此兼顧”，那才免得發生許多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