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十月,我住進茹伊昂若薩的蒙塞爾學校,我倒覺得先光顧這地方的所有學校才好。頭幾天睡在學生宿舍,夜裏難熬得很,常常就想哭了。不過很快,我就開始一種自我訓練,以增添勇氣:注意力集中到一個固定的點,這是一種法寶。當時,權且用一匹塑料小黑馬來充當的目標。

一九五七年二月,我失去了弟弟呂迪。一個星期天,我父親和叔叔拉爾夫到寄宿學校來接我。我叔父開的車,在回巴黎的半路把車停下,他下了車,單獨留下我和父親。父親在車裏告訴我,我弟弟死了。上個星期天,我還和弟弟在孔蒂河濱路我們的房間,一起度過了下午的時光。我們一起整理收集的郵票。我必須在五點鍾返校,向他解釋說,一個喜劇團要在學校的禮堂裏,為學生演一場戲。那個星期天他的眼神,我永遠也忘不了。

我認為除了我弟弟呂迪,他的死亡,我這裏講述的一切,再也沒有什麼能深深牽動我的心。我一頁一頁寫下來,就像在做一個筆錄,或者寫一份簡曆,例行公事,無疑是要了結一種不是我本人的生活。這隻是一個記錄事件和行為的膠卷。我沒有什麼可懺悔的,也沒有什麼可回避的,對於內省和捫心自問,我毫無興趣。反之,事情越是晦隱不明而神秘莫測,我就越是興趣大發。極而言之,我還力圖從毫無神秘可言的事物中找出神秘來。我回顧到我二十一歲為止的事件,都是我浮麵的經曆——這種方法即是展現遠景,而演員則在攝製場上靜止不動。我想表達的這種印象,許多人在我之前就感受過:一切在透明中魚貫而過,而我還未能過上自己的生活。

我成為住校生,在蒙塞爾學校一直讀到一九六〇年。四年時間,軍人紀律。每天清晨,天一亮就起來。齊步走。排列,立定。全體立正。夜晚視察寢室。高年級的幾個學生“頭兒”捉弄人,負責維持“紀律”。起床電鈴聲大作。淋浴,一撥三十人。埃貝爾[31]跑道。少息。立正。護理草木時間,我們在草坪上列隊掃蕩枯葉。

四年級班上,我的鄰座名叫薩菲斯坦。他在綠樓和我同一寢室。他曾向我講述他父親二十歲時,到維也納上醫學院。一九三八年,德奧合並時,納粹分子侮辱在維也納的猶太人,迫使他們衝洗人行道,在自己店鋪櫥窗上繪出六角星。他父親屢次遭人捉弄,不得不逃離奧地利。一天夜晚,我們決定到校園盡頭德國人留下的碉堡裏探查,那就必須穿過大草坪,萬一引起一個學監注意,我們就可能受到嚴厲的懲罰。薩菲斯坦不肯參加這種天真者的魯莽行動。第二天,我的同學們就把他孤立起來,稱他為“軟蛋”,就像成年人在軍營裏那樣。造成那種壓力讓你抬不起頭來。一天下午,薩菲斯坦的父親出人意料來到學校,有話要對全寢室的同學講。他懇切地對他們說,不要再刁難他兒子,叫他“軟蛋”了。此舉讓我的同學們,甚至讓薩菲斯坦深感意外。我們在老師的休息室裏,圍坐著一張桌子。薩菲斯坦坐在他父親身邊。大家情緒都很好;完全和解了。我好像記得,他父親還給我們遞了香煙。我的同學誰也不把這個事件放在心上了。就連薩菲斯坦也不以為然了。不過,我卻深深地感到這個人的不安心理,是在思慮他二十年前經曆的噩夢,會不會在他兒子身上重演。

蒙塞爾學校有些缺乏關愛的孩子,是些私生子,失聯的孩子。記得有個巴西少年,與我同宿舍好長時間,他有兩年沒有父親的音信,仿佛是被他們遺忘在火車站寄存處的物品。還有些人走私牛仔褲,已經闖過警察設的路障。學生中有兩兄弟,甚至二十年後還被告上重罪法庭。青春往往是金色年華,然而是一種可疑的金色,是不好的合金。這些勇敢的少年,大部分沒有前途。

那個時期的閱讀。有些作品給我留下了印象:《菲爾米娜·馬爾凱茲》《監獄的殖民地》《黃色的戀愛》《太陽照常升起》。在另一些書中,我重又發現街頭的玄幻故事:《黑夜之瑪格麗特》《純粹一女子》《無名街》。在學校醫務室的書櫥裏,還有一些兩次世界大戰幸存下來的舊小說,躺在那裏,絲毫也不惹人注意;生怕下架搬到地下室去。記得我讀過《奧貝爾萊一家》。還有,我尤其讀了剛出版的第一批口袋書,以及精裝本紅皮叢書的頭一批作品。雜亂無章,好小說和壞小說全有。其中許多作品從目錄中消失了。頭一批口袋書中,有些題目還給我留有餘香:《釣魚貓街》《布拉蒂斯拉瓦的玫瑰》《白雪瑪麗蓉》。

每個星期天,同我父親一道散步,臨時還有他的一個啞角,斯蒂奧帕。我父親經常見到他。他戴著單片眼鏡,頭發打的發蠟太厚,坐到沙發上,頭靠沙發背時,就能留下痕跡。他不從事任何職業,住在維克多—雨果林蔭路的一個家庭公寓。斯蒂奧帕、我父親和我,我們有時到布洛涅樹林去散步。

還有一個星期天,父親帶我去布朗利河濱路那邊航運展覽會。我們遇見保羅·蓋蘭,他戰前的一位朋友。一個身穿便裝的年輕老頭,不知他參觀展覽還是有個展台。父親對我講起保羅·蓋蘭這個人,說他一輩子無所事事,隻是騎馬,開豪車,勾引女人。但願我能引以為戒:對,在生活中,一定得拿文憑。那天傍晚時分,我父親一副失神遐想的樣子,就好像剛剛碰見了鬼。我每次又走到布朗利河濱路上,總想起那個保羅·蓋蘭稍偏厚重的身影,梳成背頭的棕褐色頭發下,那張臉在我看來有點虛胖。這個問題永遠是個懸念:他沒有文憑,那個星期天,他去航運展覽會能幹什麼呢?

還有一位夏爾利·達爾通先生。父親正是跟這個人,也跟他的老夥計呂西安·P,像擲橄欖球似的投電話。這個名字讓我想起連環畫上的達爾通兄弟,後來我發現,這也是阿爾弗雷德·德·繆塞[32]的一個朋友的名字。這個人,我父親總以他家族的姓氏稱呼他:羅桑(或羅藏)。這個羅桑(或羅藏),酷似演員大衛·尼旺。當初我就覺得,西班牙內戰期間,他加入佛朗哥陣營是可以理解的。他坐在沙發上,沉默無語,一連幾小時不講一句話。甚至我父親不在,也坐在那裏。夜晚,我不免想象:他就是一件家具。

星期一早晨,我父親有時陪我到奧爾良門的羅通德街,拉我上學的專車就在那裏等候。我們約摸六點鍾起床,父親還利用我上車前的時間,在奧爾良門的咖啡館約見人,冬天的早晨天還未亮,咖啡館的霓虹燈火輝煌。大咖啡壺噝噝作響。他在那裏會見的人,不同於他在克拉裏支或大飯店所見之人。他們談話聲音壓得很低。一些集市商販,一些漢子,有的紅臉膛像推銷員,有的樣子奸詐又似外省公證人的文書。他們對他究竟有什麼用呢?他們的姓名都有地方特色:坎塔爾、舍夫羅、皮卡爾……

一個星期天早晨,我們乘出租車去巴士底街區。出租車行駛到一些大樓前,我父親叫停了有二十來次:伏爾泰大街、共和國林蔭路、裏夏爾—勒努瓦大街……每次叫停,他都將一個信封交給居民樓的門房。他發掘了一個死掉的公司的股票,在召喚老股東嗎?莫非是那家印度支那礦業聯合公司嗎?還有一個星期天,他沿佩雷爾環城大道投遞信件。

有時,星期六晚上,我們去拜訪一對老夫婦,法孔一家住在蒙馬特爾高地後身,溪水街的一小套房間。在小客廳的牆上掛著一個鏡框,裏麵裝著的軍功章,是法孔先生一九一四年戰爭中榮獲的。他從前是搞印刷的,熱愛文學。他贈給我聖—保爾·魯[33]的一本精裝詩集:《玫瑰和路上的刺》。我父親是在什麼場合認識他的呢?

我還記得有個叫萊翁·格蘭瓦爾的人,他每周數次,跟我父親共進午餐。高個頭兒,卷曲的花白頭發,一顆西班牙獵犬的腦袋,肩膀和目光顯得懈怠。很久之後,我驚奇地發現了這個人的蹤跡,我在傑穌·安芳特撰寫的《德·布羅格利案件》中讀到,一家馬特薩公司董事長,“尋求一千五百萬至兩千萬美元的資金”。他聯係了萊翁·格蘭瓦爾,“一個在盧森堡參加所有重要資本運作的人物”。在讓·德·布羅格利、拉烏爾·德·萊翁和萊翁·格蘭瓦爾三位先生之間,簽訂了一份協議書:他們若是獲得借款,就拿五十萬美元的傭金。根據我讀到的材料,格蘭瓦爾在資金運作期間死了。累死的?應當說這種人幹起事來不要命,一連幾夜不睡覺。白天,他們相互還不斷地約見,爭取簽了他們的“協議書”。

我腦袋發昏,想呼吸更為純淨的空氣,可是,我卻想起我父親的幾次“約會”。一天,臨近中午的時候,我陪他去香榭麗舍大街。接待我們的是個禿頂的矮個兒男人,非常活躍,房間可真小,我們勉強能坐下。我想到他就是七個小矮人中的一個。他說話聲音很低,就好像他非法占有這間辦公室似的。

通常,我父親星期天“約會”,就安排在克拉裏支大廈大廳,並且帶我去。一天下午,他跟一個英國人小聲談話,而我待在另一邊。他試圖出其不意,搶走英國人剛剛簽字畫押的一張紙。但是,英國人及時奪回了。那是一份什麼“協議書”呢?在拜倫爵士街1號這棟赭色大廈裏,有一間辦公室,領導著一家非洲承包公司,配有一個女秘書,呂西安娜·瓦蒂埃,從前做過模特,他是以“你”稱呼她。這是我對巴黎街道最初的記憶:沿巴爾紮克街上坡,然後右拐,踏入拜倫爵士街。也可以從另一個入口到這間辦公室,那要從香榭麗舍大街進入諾曼底電影大樓,穿過迷宮似的走廊。

我父親房間壁爐台上,擺放著好幾卷他研究的《海洋法》。他考慮建造一艘雪茄狀的油船。我父親的兩位科西嘉律師:我們去他家見過的馬裏亞尼先生、維紮沃納先生。星期天和父親一道散步,還有一位意大利工程師,持有壓熱力爐專利證書。後來,我父親同一位埃爾德先生關係非常密切,他對物體放射感應進行探測,衣兜裏總揣著一個擺錘。一天晚上,我父親在樓梯上對我講了一句話,難得的一句心裏話,當時我還不大明白:“永遠也不要忽略細節……我呢,很可惜,總是忽略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