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穀孫
1970年4月24日，我正被拘於複旦大學學生宿舍6號樓內，名曰“抗大式學習班”，實為隔離。至於何日可以學成，那是絕對不告訴你的，以便充分利用懸而不決的威懾力量。
話說那天夜空突然傳出天籟般的“東方紅”簧琴音樂，接著播報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的新聞。消息傳來，校園頓成羹沸。學習班的幾個“學員”這時候血也熱了起來，心想此乃全民盛事，便也蠢蠢欲動，興衝衝往外跑去，要跟革命群眾同樂一番。不料腳還未邁出樓門，早有緹騎過來喝止:“哼，你們也配!?”
革命群眾要遊行慶祝，手頭沒有鑼鼓，怎麼辦?緹騎這才想到我們幾個：“勒令你們跑步到係辦公室去取來!”這時不知是誰弄來一輛黃魚車，於是由緹騎押解著，我們幾個飛車去取回了係名大旗、各色彩旗和一套鑼鼓家什。“咚咚嗆，咚咚嗆”，看著革命群眾的隊伍漸行漸遠，我們幾個被剝奪了歡慶權利的灰溜溜回到“囚室”，或學習《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或續寫交代材料。鑒於革命群眾遊行歸來需要漱洗，在緹騎監督下，著名學者林同濟先生和我兩人持10個水瓶，被派去打熱水。見林老邁，我自告奮勇一手各四，拎回8個水瓶。緹騎倒也並不幹涉。
從供水站到宿舍樓總也有五六百米的距離。走在這像是噍類靡遺的空曠校園，我突然意識到那種“排異”政治的威力。我說的“排異”當然不是醫學意義上的，而是那種“擯棄”、“疏離”、“隔絕”、“非我族類”、“心靈流放”、“革出教門”的意思；我想到了古希臘的陶片流放，想到了奧威爾的《1984》……想歸想，腳步可不能放慢。遊行隊伍回來，我們還得駕上“三套車”歸還鑼鼓去呢。今天，有的年輕人爭著要做“另類”;英文裏的alternative rock、alternative medicine(編者注:另類搖滾、另類治療)等也頗帶一點創新的意思，可在我們那個年代，當個“政治另類”可不是鬧著玩兒的。
衛星上天以後不久，第一屆工農兵學生入校了。為給學生“防疫”，不可一見長胡子的就叫老師，各係都舉行過“政治另類”的識別批判會，即把全係教師中的“革命對象”和“問題人物”集中起來，並重點批判其中若幹人。(被批準可以上崗的教師大多是“革命動力”，自另有相認方式)外文係“防疫”在第一教學大樓的1237大教室舉行，“政治另類”全在右前方6排，呈方陣坐定，叫到誰的名字，誰就要站起回身低頭，認罪如儀。這樣學生自然也就記住了“另類”的嘴臉。我是當年6排中最年輕的一個，並未遭到批判或點名，似屬陪綁性質。我的一位姓程的老師性格剛毅，因寧折不彎，眼鏡被打落在地。諷刺的是，批判他的那位主旨發言人據說在國民黨時代是個三青團，到了共產黨時代搖身一變，忽然事事時時“左”得可愛，改革開放以後又跑到大洋彼岸，宣誓做美國公民去也。
回想起來，這種“排異政治”確實厲害，可能是針對“人是社會動物”(魯濱遜還需要個“星期五”呢)這一特征設計、製定的。把你逐出人群，孤懸在外，久而久之，你始而會懷疑自己的歸屬，繼而覺得自己喪失了基本的人格和人性，終至絕望。近讀《炎黃春秋》袁劍平先生文“‘文革’前高考‘不宜錄取’政策回憶”一文，讀者可以看到這種“排異政治”決非形成於朝夕之間，而是“古已有之”，到了“文革”隻不過“於今為烈”罷了。才鑒足以辨物，思理方能研幽，要建設名副其實的和諧社會，不好好溫習溫習往事，從中汲取刻骨銘心的教訓，行嗎?